自由海东青

富士康跳楼的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个了，总之现在用十个手指来数绝对是不够用了。媒体网民汇集而成的主流意见对富士康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20世纪末几乎被全世界所抛弃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此时又亡灵再现，它附身在愤怒的人群之中高呼：富士康就是旧社会的“血汗工厂”、“资本家”正在用敲骨吸髓的方式来“剥削”劳动人民。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糟糕表演足矣证明了自身的荒谬，无需再做批驳。可是工人的贫困、绝望正摆在眼前，难道这真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罪恶？这其中有太多的蹊跷值得我们去具体思考。

有人将富士康称为“血汗工厂”，指责富士康在奴役员工。且不谈真实情况，我们假设它真的是一个魔鬼工厂，作为员工你可以辞职，可以合法的逃离这个“地狱”，换到别的工厂去工作，这个过程没有人有权力阻拦你。至少从这一点来说，员工的确是自由的。当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后，甚至会发现富士康其实难以配得上“血汗工厂”称号，这里包吃包住不说，厂区的福利设施也很完善，厂方按时发工资，绝不拖欠。即使在跳楼门期间，每天依然有大量员工涌向这里，这至少说明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待遇更好更有吸引力，工人们更愿意选择这里来工作。

愤怒的批评者想必会说：每天要加班这么久，工资又这么低，再加上机械化的管理，难道这样待遇也算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确算好的，但我们也可以换种说话的方式：其他工厂的情况比富士康还要糟。也许在那里你会找到真正的“血汗工厂”，也许在那里你会发现自杀率比富士康还要高。如果我们依然把“跳楼门”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不只是富士康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

现在问题变成了：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工资待遇都这么低？有人会本能的把问题指向企业，说企业联合起来压低了工人的工资。这种说法无比荒谬，市场上有这么多家企业，同行又是竞争关系，让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工资？这只有垄断机构才能做到。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全力节约成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成本不能等同与员工的工资。企业要缴纳各类门目的税款，花费大笔的公关费，这笔开销只能从工资上来平衡。比如本来公司愿意给员工5000月薪的，结果为了缴税只能给4000了。更糟糕的还有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这些花样，本来人家企业打算给员工4000的，结果现在又不得不要掏1000来交社保，这样一盘算，企业就只愿意给员工3000了。这3000里面还得扣掉自己交的社保，最后到手的也许就剩2000了。然而这笔名义上属于你个人的“社保”不仅无法随时取出，还面临着被拖欠的风险，最后能不能用的上都是问题。

每月发的工资微薄的可怜，但这还没完。另一方面，工人仅有的一点储蓄还在缩水，通货膨胀让票子逐渐变成了废纸。这边刚刚赚了2000，那边房价涨了1000，而且不光房子在涨，连吃的穿的也跟着涨。可以从物理学的相对运动类推，如果一种商品涨价是自己的问题，大家都涨价那就不是大家的问题了，这只能说明是票子在贬值。是谁在印票子？除了造假钞的和央行，没有别人了吧。这些新印出来的票子都赏给了谁？一边是维持固定汇率，高比例贴给了手里有美元的出口商和外国人，另一边是低利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给了大型企业、银行和各级政府。根本就没有底层工人的份。如果说个人储蓄还能及时转化为投资，用票子买个股票保保值，至于那份被强制封存数十年以上的社保，它几乎注定会在通货膨胀中泡汤了。现在，是谁在压低工资，是谁在变向征税，是谁在“剥削”，该有点眉目了吧。

那些竭力声讨富士康，要求其停业整顿，让政府老大哥去执行城管任务的人，请先回答下面的问题：是谁垄断了教育，让很多人散尽家产、负债累累，却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是谁垄断了银行，滥发货币，压低汇率，制造通货膨胀，让人们的储蓄变薄了？是谁把持了上游经济命脉，使私企艰难发展，使社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是谁在私企头上增加税收和负担，迫使他们压低工资？是谁强制企业和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强迫人们把近一半的工资收入交给他来保管？是谁集中控制工会，让工人丧失了集体议价权？归根结底，谁才是真正的剥削者？

在电影《鲁宾逊和星期五》中，鲁宾逊一个人被困荒岛，按照马列的经济观，他只能“剥削自己”，起初他每天忙于打猎、盖房，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将荒岛建设为私人乐园。后来，鲁宾逊终于找到了一个雇工星期五，过上了“剥削阶级”的清闲生活。然而“被剥削”的星期五却没有越变越穷，正相反，他逐渐积累一笔财富，最后星期五甚至打算买下鲁宾逊的房子。

由于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我不敢断言在没有政府胡乱干涉的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会是什么状态，也许他们一开始也会跟富士康的工作一样很苦很累，也许一些人也会去自杀，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这种苦和累最终会有回报。一个努力、节俭、进取的工人，最终会实现切实的目标，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一样，它能让你看到希望。然而在本世纪的泡沫中的中国社会，年轻工人的努力似乎仅够维持自身的存活，面对微薄的工资和不断攀升的物价，他们只能把更多的希望放在父母身上，如果父母的积蓄被通胀抽光，甚至背上学业贷款，改善生活的前景显然是相当令人绝望的。也许我们可以猜测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未来令他们感到希望渺茫。他们确确实实被剥削了，但剥削者不是富士康，而是另有其人。

如果你已经认同价值的主观理论，就应该明白在哲学意义上，价值不是由某神、某领袖或某专家规定的，而是由每一个人内心的评估决定的。对不同人的而言，同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相同。一个市场上有无数的参与者，不同人的价值评估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买方总是希望自己想要的东西尽可能便宜一点，而卖方则正好相反。矛盾的双方需要通过讨价还价来相互妥协，最后在某一个价位上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的成交价。然而交易绝不止只在两人之间发生，市场中无数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复杂影响，最终形成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均衡价格，它可以被看做是集体博弈的结果。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主要在权衡自己对商品的价值评定。比如传统的中国购房族，房子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无与伦比，哪怕花光一生的积蓄，也甘愿要买下它。哪怕房价有朝一日会大跌，也毫不在乎。他们把房子视为自己的最高财富。然而投机者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商品本身并没什么吸引力，他们要做的只是利用价格的动荡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而已。投机者极少去权衡自身的价值评定，他们关注的对象是市场集体博弈下所决定的均衡价格。

投机者的目标自然也是为了获取财富，然而对“财富”这一概念的定义，投机者却又是和普通消费者存在差别的。一样东西你可以爱不释手如获珍宝，但它如果得不到群体的认同，拿到市场上去卖必然无人问津。这一点，艺术家们一定深有体会。如果说私人价值是个人主观的体现，那么市场价格则是集体主观的体现。消费者的财富观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评定，而投机者的财富观则依赖市场的集体评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评定。

由于个人喜好的影响，人们往往会对某些商品怀有偏执的信念。历史上，重农主义者把土地看做财富的唯一标准，重商主义者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换算为土地或者贵金属，才能让自己安心。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偏执并没有结束，人们依然把货币的账面数量作为衡量财富多少的标准。这一点，大多数的投机者也不能避免。举个例子：一个投机者可能会为了自己在一周内，买入的股票涨了100美元而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了，然而同期黄金则涨了200美元，如果把这为投机者的原始资金用黄金来计价，这一周内他不但没赚钱，而且还赔了价值100美元的黄金。

我们平日里谈论的涨价、降价、升值、贬值，其实都把货币默认为价值准绳，在这个政府滥发货币的时代，如果忽略了计价的相对性这个重要参数，代价必然是惨重的。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相对于什么涨价？是什么相对于什么升值？一个清醒的投机者必须意识到：世间万物的价格，无论是货币、商品、股票、房产、金银……它们都会随着集体博弈的变化而此起彼伏，我们无法找到绝对的财富标准。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精神其实更能反应财富的本质。

一个金融领域经常遇到的词汇叫对冲（Hedge），其实它并不如很多人描述的那么神秘。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并没有唯一的财富准绳后，对冲的概念显得更容易被理解。比如在一个封闭原始部落中，只有三种商品，它们分别是贝壳（作为货币计价）、果子和兽皮。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期在将来，这三种商品之间会如何相互波动。如果我们只储藏贝壳，假设某一天果子和兽皮突然稀缺，到那时候我们全部贝壳也许连几个果子都换不来。为了防备这种意外风险，我们拿出一部分贝壳，把他们换成兽皮和果子，这就形成了最简单的对冲避险组合。无论市场发生了何种变化，无论哪一种商品发生相对贬值，另两种商品就会相对升值，我们的财富就得到了可靠的保障。

对冲手法不仅能消极的用于保值，还可以积极的获取财富。比如神灵托梦给你：“今年树上不结果，野兽的数量会增加。”我们可以预知：果子会相对升值，兽皮则相对贬值。然而贝壳将如何变化，仍无法确定。此时此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避开贝壳交易，直接用兽皮去换果子。如果依然采用贝壳作为尺码，由于贝壳不可预期，风险就会大很多。

现实社会并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政府肆意下调利息，增加货币供给，纸币就会相对贬值，商品、股票、房产的账面价格看上去就升值了。如果这引发了聪明投机者的警觉，他们就会把更多的货币财富转换为其他形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股票、房产相对于货币的升值。如果政府决心消灭泡沫而大幅加息，减少货币供给，纸币则相对升值，其他资产或商品账面上看上去则贬值了。这时，投机者也往往会跟风抛售股票换成纸币。所谓“大崩溃”、“大萧条”之类骇人听闻的词汇，其实只是财富的储藏形式发生了大幅转换而已，用“大紧缩”、“大调整”来形容更加合适。

对于普通人而言，对冲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保值的手法，我们手里不能只靠单一的资产作为财富储藏，而是应该拥有一个货币、股票、房产、金银等多元形式的组合，这样无论市场怎么动荡，我们都可以成功保护自己的财富。如果你是个有远见的投机者，不妨在买入你看好商品的同时，再卖出一个你不看好的商品，这样无论货币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如何动荡，都不会影响你的利润。总之我们必须明确：人世间从来就没有永恒的财富储藏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

就像原始人打猎是为了给自己获得食物一样，现代社会的人们整天忙于生产商品，其最终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消费。当然，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分工使人们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彼此间需要的东西。但对于市场的整体而言，总供给和总需求依然衡量了市场中所有参与者的生产和消费的平衡状况。

对于原始人来说，一次打猎的收获不能太少，因为这会让自己饿肚子；也没有必要多的让自己好几天吃不了，只能看着食物腐烂掉。一个精明的猎手会善于计算，使自己的每次劳动换取的收获最大化，使生产与消费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状态。在现代社会的市场中也是如此，一个精明的商人会时刻关注和分析市场的供需平衡情况，随时调整资金的使用。供不应求时增加产量，赚取利润；供小于求时是缩减产量，规避亏损。在商人成功的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误差也在随时被他们所修正，市场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当然，人不可能总能准确预测每一件事情，是人都会犯错，即使最精明的商人也不会例外。有些时候，部分人会错误的预测市场走势，从而导致亏损。他们甚至带动一起小型的羊群效应，使本应平静的市场掀起波澜。再加上季节变化、天灾人祸等等不可预见的因素，使一个市场不会像无风的湖面那样平静。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会犯错，部分人也可以犯错，但整个经济的亿万个参与者会同时犯错么？这样的情况同样难以想象。在一个经济系统包含的无数个人当中，有人看涨，就有人看跌；有人犯了错，就有人马上改错。供给和需求的误差往往刚被掀起，就又被人迅速填平。可以说，市场就是一个不停的在试错和改错中交织运行的系统。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不是无风的湖面，而更像是潮起潮落的大海。在这个随时自我修正的海洋里，发生一起大规模海啸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海啸还是发生了。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到1989年日本泡沫崩溃，最后到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海啸的规模却呈现一种愈演愈烈之势。是什么力量使全球数十亿个经济参与者，陷入了集体性的狂热和迷乱？谁有拥有这个能力，它能误导无数人的精明判断，严重扰乱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不是上帝，而是政府。

一个泡沫从诞生到崩溃故事往往是这样的：

政府（央行）自信的满满的挥舞着“看得见的手”，刺激总需求的上升，“拉动”着经济增长。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故意压低本应随市场浮动的利率或汇率，使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央行人为的催生了通货膨胀。很快，商人们将高兴的看到商品价格的上涨，（平常这是供不应求的信号），于是他们积极投资、扩大经营的规模。一时间，工薪族的就业岗位更多了，工资也上涨了，整个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迹象。但数年之后人们会逐渐发现，社会的总需求其实并没有真正增加，商人账面利润的上升，工薪族工资的增加，到头来只是因为市场上的钞票变多了而已，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变多。人们开始不再相信货币，而是默默的把财富的储藏形式转换成了股票、房产、贵金属等手段。随着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商人面对商品价格永不停歇的上升一脸迷茫，工薪族也发现工资总也跟不上物价的飞涨。钞票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股市、楼市则陷入了疯狂。

面对失控的通胀，央行也无法坐视不管了。它通过上调利息，或让本币适度升值的手段，为滚烫的经济降温。一开始，市场强大的惯性使央行的政策显得十分单薄，但随着央行态度的越发强势，加息步伐的越发强硬，当量变积累为势变，当重要商品的价格不再上涨，泡沫最终被刺破，恐慌到来了。社会长久以来供给和需求的严重失衡，就像大坝决堤泄出的洪水一样，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完成修正。股市、房地产的价格迅速崩溃，商人亏损直到破产，大批工薪族失去工作。物价全面下跌，货币的价值则相对上升，通货紧缩开始了。

大萧条只是市场自发的修正过程，它未必代表了全部坏的东西。对于因失业在家赋闲工薪族来说，他们可以握紧手里不断升值的钞票，欣赏着窗外商店竞相以跳楼价甩卖。但是政府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会。官僚政客们会说这一切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错，他们不眨眼的用巨额债务“救市”，试图托住商品价格的下跌趋势。另一方面，央行会重新将利率和汇率调整在低位，甚至干脆开动印钞机。最后，泛滥的纸票会使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市场还没有完全修正供需之间不平衡，一轮新的“繁荣”又这样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就是这样成功的吹起一个泡沫，从而“挽救”了前一个泡沫的破裂。

泡泡会一直吹下去吗？不会，当市场出现“流动性陷阱”，印多少票子也没用了。忍不得短痛，就只能承受长痛。当繁华落尽，人们会发现除了满地钞票，什么也没有凭空多出来，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而已。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数千年来为不同学者所争论。有两种主要观点代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分别是：价值的固有理论（instrinsic theory of value）以及价值的主观理论（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价值的固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事物的价值是本身具有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个本身具有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神学家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由神决定的，神说你值多少你就值多少。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神从来就没有在人类面前抛头露面过。既然神不出来解释一下，我怎么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呢？没办法，价值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定义。重农主义（physiocracy）者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代表价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者则认为贵金属（如黄金、白银等）才能代表价值，其他东西都是扯，如果它们不能换算成土地和贵金属，那么就一文不值。然而在这些思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还属劳动价值理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劳动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创造一个事物所需要的劳动的多少决定的。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包括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然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既然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劳动量”又是如何衡量的？车间里的工人和坐办公室的文员谁一天劳动量更大？这恐怕难以衡量。退一步说，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方法，根据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只要我拼命的干活，所创造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而且干活越拼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如果以此推理，在相同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用手工收割的粮食就比收割机收割的粮食价值要大，因为手工收割比操作收割机要“累”。也就是说“功劳=苦劳”。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被消费者所接受，一模一样都是粮食，凭啥因为你出的力气多就更值钱？于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修正，他说：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这个说法不完善，价值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social necessary）决定的。意思就是劳动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必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剩下不必要的劳动不能产生价值。那么我们继续追问：“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如何决定的？谁来定义我的劳动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怕他们还将制造出一系列更复杂概念来继续解释，而且会越解释越令人糊涂。

相反，价值的主观理论则十分简明：价值是主观的，是人的需求决定的，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固有价值”，事物的价值随着人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由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Marginalism）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人所发扬。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黄金和水哪个更有价值？没有人，这样的问题几乎难以回答。不同人的价值是不同的。比如我喜欢萝卜，你喜欢青菜，我愿意用大把的青菜换几根萝卜，而你就不愿意。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平日里钻石比水贵重的多；但在沙漠里，水就要比钻石贵了。

价值的主观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不仅价值本身是主观的，而且对价值的测量也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价值无法像物理学里的能量一样被客观量化，既然无法被量化，那价值也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尤其在不同的人之间，价值的不可比性体现的更明显。喜欢古典音乐的不比喜欢民间小调的高雅，喜欢国家大事的也不比喜欢家常琐事的人高明，一切只是喜好不同。

主观价值理论是如此的浅显和简约，但对于某些生活在特殊国家的人民来说，反而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可能会质疑：“价值不是由某圣人、某先知、某领袖、某些专家决定的吗？传统价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吗？”在这样国家的官方宣传机构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某某是正确的价值观，某某是错误的价值观，某某是高雅的，某某是低俗的”等论调，而更要命的是，这些官方价值、传统道德，是不允许被反驳和质疑的。如果有人试图挑战官方和传统价值，不仅官方会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异端，而且部分民众如也会积极协助国家主动攻击这个特殊化分子。

在某些极端的国家中，连粮食这种生存必需品的标价也是由官方决定的。以前苏联为例，粮食的价格要由先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专家教授、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英明决策共同制定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官方粮食价值不但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的之中”美国农民的粮价低的多，甚至连苏联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前苏联三次饥荒，饿死的人数要按千万计算。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产生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带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进步的”，你们是 “落后的”；我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我作为精英是要领导和拯救你们的，你们作为民众是要听从我的领导和被我拯救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卢梭等人就特别喜欢标榜进步，拯救民众；中国的儒教思想则更是强调民众是要被“教化”的，是要服从“明君贤相”的。

必须承认，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些专业知识上的确高人一等，在某些方面上能比常人看的更远。但是知识上的优势，能否等于他们有权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比如精英爱吃萝卜，他能否说爱吃青菜的都是落后的，像他一样爱吃萝卜才是进步的？他是否有权没收别人的青菜？某些国家的政府征地时，官员们按照自己评估的价值，单方面开出价格，强迫居民成交，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文化精英们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学生学英语，强迫学文言文，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信誓旦旦的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别人好。

即使假设，自以为是的“精英”们真的是心怀善意，他们也应明白：价值是主观的，你的“好”未必就是人家的“好”，在“帮助”别人之前，首先要征求人家的同意。没有人有权将自己信奉的价值标榜为绝对正确，除非他使用暴力。一个自由世界不需要强制的领导者和拯救者，它需要的只是解放者。

首先要明确几个基本原理：

本币升值就是你手里的货币升值，手里的货币升值你才能变富，这是连傻子都明白的道理。

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一国如果出现贸易顺差，将导致本币对外币升值，而本币的升值又会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最终逐渐走向贸易平衡。顺差和逆差都是无法长久维持的。

但如果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比如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价值关系必然会发生扭曲。在固定汇率下，一国如果出现贸易顺差，但本币又不能相对外币升值（固定汇率），那么本国央行的外汇储量将上升，同时本国国内将发生通货膨胀。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你的财富将缩水。

现在开始讲个故事：

世界上有A、B两个国家，A国是一个穷国，B国是一个富国。两国相互贸易。由于A国国民都很穷，所以他们愿意接受很低的工资，再加上A国的专制统治，没有工会自由，因此A国产品成本很低。而B国正好相反，B国国民都是有钱人，而且他们可以自由组建工会抬高工资，所以B国劳动力成本很高。两国的企业一竞争，由于A国产品成本极低导致价格也很低，结果A国企业在竞争中成功的击败B国企业，不断扩张市场范围，最后B国消费者都喜欢购买廉价的A国商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A国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而B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一开始B国总统没有当回事，他想：“A国现在是穷国嘛，有点顺差也没关系。时间久了 A国货币就要升值，一升值A国人就会富起来，这样他们就会更多的购买我国的产品，而且A国人一富，A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于是A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就相对上升了，最后贸易就会走向平衡了。”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B国就发现问题没这么简单。A国这个国家不讲人权，政府用各种法子搜刮民财，禁止工会活动。更糟糕的是A国货币兑B国货币采用的是固定汇率，根本没法升值。时间久了，A国国内开始通货膨胀，导致A国人富不起来了。但A国出口商则高兴的很。而B国国内的处境则刚好相反：B国消费者总能买到廉价的A国产品，心里爽的很。而B国企业则郁闷透了。同时B国国内还面临着通货紧缩，这是B国商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B国总统就找A国总理商量了：“你把你们国家的固定汇率解了吧，让你们国家的货币升值，这大家平衡平衡。”这消息一传出来，A国的出口小老板们不干了，他们找来一群砖家叫兽，跟A国总理说：“不能让我国货币升值，一升值国内的穷鬼就富起来了，穷鬼一富起来出口商的成本就上升了，上升了商人就没钱赚了，没钱赚经济就崩溃了，这不行，必须拒绝。”A国总理一想：“有道理。”于是拒绝了B国的要求。

这下B国总统愁了，这可咋整呢？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A国的小老板越来越依赖出口，因为A国的穷鬼无法提供内需；B国则正好相反，B国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进口，因为B国商品的成本相对较高。B国商人怒了：“通货紧缩，我们要赔死了！知道不？”当官的于是出了个鬼点子：“咱们干脆开动印钞机使劲印票子，让本国货币贬值，这样不就解决了？而且他们A国既然盯住我们，那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贬，顺便给他们点升值压力，不是挺好吗？”于是B国就照做了。

一印票子，B国货币贬值，B国消费者不干了：“你丫让我们财富缩水，当我们傻的，看不出来？”B国总统没辙，又来找A国了：“你说你们这是何苦呢，把我们坑成这样，你国穷人的财富也跟着缩水，快快让你们的货币升值吧。”A国总理说：“行，就当我们照顾你们。”

这一升值不要紧，A国出口小老板又不干了，砖家叫兽又开始嚷嚷了：“本币不能升值，穷鬼们富了我们的竞争力就下降了，这是B国佬的阴谋！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叫送红军的科幻小说家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叫《货币战争》，其中描写了一个叫螺丝柴尔德的外星人，通过让地球货币升值的办法，搞垮了地球经济，成功占领地球的故事。这个故事在A国穷鬼之中反响强烈。同时，A国久负盛名经济学家狼嫌贫大湿发表激昂的演讲，他尖锐的指出：“A国货币绝不能升值，升值A国就完了，变成B国经济殖民地了。”于是A国穷鬼阶层纷纷表示，坚决不能让B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为了捍卫国家利益，那怕房价再怎么飙升，我们手里的A国货币打死也不能升。

突然金融危机爆发了，B国消费者需求萎缩，B国企业纷纷破产，A国的出口小老板也大受打击。A国总理一看： “小老板们要挺不住了，我得救他们！”于是他马上宣布停止本币升值，继续钉牢B国货币，并出口企业实施关税补贴。以B国为首的各国对A国的行为忍无可忍，B国的资深专家、经济学炸药奖获得者于是跑到A国来说：“你们这是搞毛啊，这不是典型损人不利己吗？你把我们搞的乱七八糟、破坏全球经济秩序不说，怎么不为你们自己国内的穷鬼想想啊，他们都穷成这样了，你们还在操纵汇率，还不让货币升值，你看看你们国内的穷鬼有几个买得起房了？”炸药奖经济学家的言论立刻遭到A国砖家叫兽的围攻：“谁操纵汇率了，你们印票子才是操纵汇率呢”，“我们A国没有穷鬼，你们B国才穷呢”，“你炸药奖算个毛啊，以后我们A国牛逼了就自己搞一个奖，叫春药奖”。

炸药奖经济学家回国后一肚子气：“妈的，没见过这么流氓的，我们来硬的得了，干脆直接提高进口关税惩罚他们，大不了不跟他们贸易了。”于是以B国为首的各国纷纷谴责A国的胡搞行为，并表示再这样就惩罚他们。A国穷鬼得知后，立刻觉得脸上倍儿有面子：“这帮鸟国缩卵啦！怕我们啦！”而A国素有影帝之称的总理则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他特意跑到外国发表演讲：“大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好地，请取消关税惩罚，你好我好全都好。”在场的一位听众实在忍受不了A国总理恶心的表演，就把脚上鞋子扔了过去，可惜技术太差没打中他。事发之后A国穷鬼们十分愤怒，他们一致指责扔鞋者的行为，声称本国总理的演技的是最好的，是不可以被质疑的。穷鬼们同时表示：个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工资再低、物价再高都不是问题，国家面子绝对不能丢。

但A国的影帝总理自己心里也明白，A国出口小老板迟早没得救，于是他提出口号：“B国人不买我们的产品拉倒！我们自己买！我们要扩大内需！”但是不论总理怎么折腾，内需依然是内虚，A国穷鬼们购买力就是提高不上来。A国总理心想：“算了，不管小老板了，我们直接做垄断大老板，直接从穷鬼身上抽血，反正他们自己乐意，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波强劲的国进民退开始了。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知了，反正对穷鬼来说，永远都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