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富士康称为“血汗工厂”，指责富士康在奴役员工。且不谈真实情况，我们假设它真的是一个魔鬼工厂，作为员工你可以辞职，可以合法的逃离这个“地狱”，换到别的工厂去工作，这个过程没有人有权力阻拦你。至少从这一点来说，员工的确是自由的。当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后，甚至会发现富士康其实难以配得上“血汗工厂”称号，这里包吃包住不说，厂区的福利设施也很完善，厂方按时发工资，绝不拖欠。即使在跳楼门期间，每天依然有大量员工涌向这里，这至少说明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待遇更好更有吸引力，工人们更愿意选择这里来工作。

愤怒的批评者想必会说：每天要加班这么久，工资又这么低，再加上机械化的管理，难道这样待遇也算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确算好的，但我们也可以换种说话的方式：其他工厂的情况比富士康还要糟。也许在那里你会找到真正的“血汗工厂”，也许在那里你会发现自杀率比富士康还要高。如果我们依然把“跳楼门”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不只是富士康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

现在问题变成了：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工资待遇都这么低？有人会本能的把问题指向企业，说企业联合起来压低了工人的工资。这种说法无比荒谬，市场上有这么多家企业，同行又是竞争关系，让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工资？这只有垄断机构才能做到。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全力节约成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成本不能等同与员工的工资。企业要缴纳各类门目的税款，花费大笔的公关费，这笔开销只能从工资上来平衡。比如本来公司愿意给员工5000月薪的，结果为了缴税只能给4000了。更糟糕的还有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这些花样，本来人家企业打算给员工4000的，结果现在又不得不要掏1000来交社保，这样一盘算，企业就只愿意给员工3000了。这3000里面还得扣掉自己交的社保，最后到手的也许就剩2000了。然而这笔名义上属于你个人的“社保”不仅无法随时取出，还面临着被拖欠的风险，最后能不能用的上都是问题。

每月发的工资微薄的可怜，但这还没完。另一方面，工人仅有的一点储蓄还在缩水，通货膨胀让票子逐渐变成了废纸。这边刚刚赚了2000，那边房价涨了1000，而且不光房子在涨，连吃的穿的也跟着涨。可以从物理学的相对运动类推，如果一种商品涨价是自己的问题，大家都涨价那就不是大家的问题了，这只能说明是票子在贬值。是谁在印票子？除了造假钞的和央行，没有别人了吧。这些新印出来的票子都赏给了谁？一边是维持固定汇率，高比例贴给了手里有美元的出口商和外国人，另一边是低利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给了大型企业、银行和各级政府。根本就没有底层工人的份。如果说个人储蓄还能及时转化为投资，用票子买个股票保保值，至于那份被强制封存数十年以上的社保，它几乎注定会在通货膨胀中泡汤了。现在，是谁在压低工资，是谁在变向征税，是谁在“剥削”，该有点眉目了吧。

那些竭力声讨富士康，要求其停业整顿，让政府老大哥去执行城管任务的人，请先回答下面的问题：是谁垄断了教育，让很多人散尽家产、负债累累，却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是谁垄断了银行，滥发货币，压低汇率，制造通货膨胀，让人们的储蓄变薄了？是谁把持了上游经济命脉，使私企艰难发展，使社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是谁在私企头上增加税收和负担，迫使他们压低工资？是谁强制企业和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强迫人们把近一半的工资收入交给他来保管？是谁集中控制工会，让工人丧失了集体议价权？归根结底，谁才是真正的剥削者？

在电影《鲁宾逊和星期五》中，鲁宾逊一个人被困荒岛，按照马列的经济观，他只能“剥削自己”，起初他每天忙于打猎、盖房，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将荒岛建设为私人乐园。后来，鲁宾逊终于找到了一个雇工星期五，过上了“剥削阶级”的清闲生活。然而“被剥削”的星期五却没有越变越穷，正相反，他逐渐积累一笔财富，最后星期五甚至打算买下鲁宾逊的房子。

由于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我不敢断言在没有政府胡乱干涉的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会是什么状态，也许他们一开始也会跟富士康的工作一样很苦很累，也许一些人也会去自杀，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这种苦和累最终会有回报。一个努力、节俭、进取的工人，最终会实现切实的目标，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一样，它能让你看到希望。然而在本世纪的泡沫中的中国社会，年轻工人的努力似乎仅够维持自身的存活，面对微薄的工资和不断攀升的物价，他们只能把更多的希望放在父母身上，如果父母的积蓄被通胀抽光，甚至背上学业贷款，改善生活的前景显然是相当令人绝望的。也许我们可以猜测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未来令他们感到希望渺茫。他们确确实实被剥削了，但剥削者不是富士康，而是另有其人。

造假

制造诱导性，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造假。（当然我们可以把造假换成一个美化的词：艺术虚构）造假的手法有很多，等级最低的莫过于直接修改史实，既作者自己来编造故事。但这种方法非常愚蠢，因为编造的故事难免会出现逻辑漏洞，一般故事编的越大，就越容易被人识破。而且最关键麻烦在于：造假会使自己跟其他人的记录发生冲突。所以很少有人会采用直接造假的方法。即使编故事，也往往选择年代过于久远、资料残缺、不太可能被有钻研精神的读者识破的地方。

选择性回忆

既然直接造假太粗陋，那么接下来的诱导手法则十分常用：用真话来说谎。也就是把事实做一个筛选，只说其中的一部分而不说另一部分，给读者制造一种导向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斯大林统治下，苏联重工业和军备得到强化，苏军击败了纳粹德国，农业集体化饿死了约上千万人，大清洗和民族驱逐使很多人受迫害。如果历史记录者打算美化斯大林，他只要这样写历史就行了：“斯大林使苏联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飞速发展，并且率领苏军击败了纳粹德国。”都是真话吧？没错，确实都是史实。只读过这样历史的人，难免会对斯大林顶礼膜拜：伟人！了不起！而饿死人大清洗驱逐少数民族的事情他们就没法知道了。

情绪渲染

单单使用选择性筛选的手法还不够，作者经常还要结合另一种常用的办法：感情渲染。很简单，因为人类的认知过程基本要先经历感性认识，之后才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其实很多人永远上升不到这个程度）。那么作者在写历史的时候，就像写小孩看的卡通片一样，通过艺术的渲染、语言的修饰，把一些人极力描写成好人，再把另一些人全力形容成坏人就可以了。读这样的历史记录（这样的历史多数是描写生动的，吸引人的），难免会产生如下的感情体验：伟人领袖英雄义士无论做了什么，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暴君奸贼强盗小人无论做了什么，似乎都是无法原谅的。当然面对成人，作者一般不会真像哄小孩那样写，把好人写的完美无缺，把坏人写的十恶不赦，这样太假。如何处理？“七分功劳，三分罪过”，“总得来说还是一个好同志”，这就既保留了感情诱导性，又显得十分“中立”。其实这种半和稀泥的态度更像是中庸，而绝非中立。

模糊概念

信息过滤、感情渲染这两招，足矣忽悠住相当一部分人，但对于另外一些有点脑子的读者，该怎么办呢？还可以使用大量的模糊用词。一个拥有科研素养的人会明白：一切理论知识、理性辩论的前提是定义要清晰。定义都不明确，讨论什么都没意义。而历史诱导者则喜欢充分利用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其实诸如“崛起”、“富强”、“衰落”、“萧条”、“功勋”、“罪过”等等常用词，都是没有严格定义的非精确词汇，它们根本就没有讲清楚“富强”是谁变富谁变强了，“功勋”是谁对谁做功了，国家的“崛起”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萧条”中社会上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因为它们太常用，却经常使读者忽略了它们模糊性。作者还可以自己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假专有名词：“文化侵略”、“经济殖民”……不胜枚举。模糊用词往往是带有主观感情渲染的，但总是可以披上客观理性的外衣。

以论代叙

最后，面对比较有脑子，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评论部分自然少不了。历史记录者在记录真相的同时，添加自己的评论，这是很常见的。虽然大家都能区分“作者评论”和“记录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被混淆。一个历史诱导者绝对不会像司马迁那样：在写完真相部分后还特意写个“太史公曰”啥啥的。他们的评论部分绝不会注明这仅仅是个人观点或一家之言，正相反，他们要让读者觉得自己的评论是不可撼动的唯一真理。并且通常喜欢采用“夹叙夹议”的议论方法，这样更方便将评论带入事实。比如下面这句：“1929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

动机？

在历史记录主观倾向的万般诱导之下，历史爱好者依然很难做到“明智”，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力几乎没有增加，甚至还会变差，以至于还比不上没读过历史的人。历史的记录者为什么会诱导读者？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说来也未必复杂，因为凡是人都会有主观性，都有个人喜好和偏见，历史学者同样不能例外。多数情况下历史学者也不是故意说谎的，而是他们自己先感化了自己，自己先相信了自己的论证。在史书中，最常见的是帝王视角或领袖视角，帝王和领袖掌握了国家权力，自然希望历史能把自己写的很好。历史记录者也许是迫于权力压力，或者是为了阿谀奉承，以及单纯对权力者的个人崇拜，他们写成的历史，自然会倾向于美化皇帝和领袖，并丑化他们的敌人。与其类似的是英雄史观，这基于作者对群众力量的蔑视，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仰慕。还有一种常见的是民族主义视角，由于作者对某些民族群体的鄙夷，或者是对侵略者征服者的仇视，他们写出的历史，当然要想法设法的贬低这些非我族类，同时还要竭力美化本族类的道德和能力，从而潜移默化的凸显本族类的优越之处。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性，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而言，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通常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以及给出不同的论证和判断。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者当然会全力寻找史实来证明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优越性，而一个资本主义历史学者则必然会与之完全相反。

玩股票听股评的人也许会有这种经历：某些“股评家”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推销员一样，他们绞尽脑汁煽动股民的情绪，给出一切支持上涨的理由。结果股市无常，股票没涨反而跌了。然后另一些“股评家”登场，他们想尽办法来找理由证明股票为什么跌了，这些事后诸葛给出解释有时无比荒谬，说不定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其实跟这些股评家没有区别。人类社会是一个比金融市场更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甚至地理气候……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很难说谁决定谁，谁是主要谁是次要的。对于结果而言，股票只有涨和跌两个方向，而历史的发展方向则是个多元矢量，它拥有远远复杂的排列组合。所谓历史研究，其实就是在人类社会这个混沌体系中，记录曾经发生了哪些事件，并尝试寻找这个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一个真正想通过阅读历史来“明智”的人，首先有必要时刻牢记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不带有任何价值取向的去了解真相，分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作者的艺术加工、情绪诱导和私人评论。这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使你做到了也未必一定能比别人聪明。否则读史不但无法使你真正明智，还有可能先让你丧失理智，变成博学的弱智。

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为我”和“贵己”，这两个词的意思其实差不多。杨朱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就应该适度满足，所以人为了自己而活，这没啥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表达方式还算温和，杨朱随后发表了一个言论则足具爆炸性： “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即使能用自己身上的一根汗毛，来换取全天下最大的好处，这种事我也不干。）听到这里，各路学派再也坐不住了：“为了地球的和平，让你拔根毛你都不干？这简直自私自利到极点了！”大家无不对此口诛笔伐，“一毛不拔”这个成语也由此而来。

然而杨朱的话却没有说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全天下的好处拿来贡献给我，我也不去接受）。大家一听又愣了，心想你这又是发什么神经。杨朱对此解释道：我支持“为我”和“贵己”此话不假，但是我同时也要反对” 侵物” 和” 纵欲”。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去侵犯他人的财产，这是我所坚决反对的。“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用智慧来自己的生活服务是可贵的，用暴力的侵犯别人的财产是下贱的）。至此我们可见，杨朱绝不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有原则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仅尊重自己的私有权利，而且还尊重他人的私有权利，后者才是典型的极端自私不择手段。

对今天的自由主义来说，杨朱的表达方式是很奇怪的，一毛不拔也太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了。你强调私有权利何必非得这样说，你直接说“我有权拒绝拔毛”岂不是更好。也许在那个尚未形成权利意识、标榜道德的年代，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有一次墨家弟子禽滑厘问杨朱：“咱别人不说，现在就说你杨朱，假设你现在拔一根毛能救全世界的人，你拔不拔？”杨朱笑而不语。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则代表老师做出了解释：如果今天有一个组织能够为了天下的名义，拔你一根毛；明天呢？也许它就会为了天下的名义，砍掉你一条腿；后天，也许就要求连你的脑袋都捐出来了。这几乎达到了现代美国公民的素质：对政府公权力之手高度警惕，对公民私权的维护寸土不让。

然而杨朱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思想还不仅于此。当时，儒家所推崇的是西周周公旦的宗法封建制，他们自称为“天命”。而挑战儒家价值体系的墨家，则声称自己是大禹时代节俭精神的代表，他们尊重“鬼神”。而杨朱则说，什么天命鬼神、大禹周公，都是扯淡，过去的旧东西就让他们朽掉好了，我们的目标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君主、国家，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单位。这几乎是当代自由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流露出强烈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过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自由社会呢？也许杨朱想的还不够多，也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让一个两千年前的人想到今天的三权分立、民主法治，这实在是要求过高了。此外必须明确的是，杨朱的思想主要偏重对个人的“私权保护”，而在“自由交易”这方面，他则很少提及。也许从今天的尺码来看，他还未必能算的上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能做的这一点的他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自然的，从杨朱学派诞生的那天起，必然会遭到各大门派的的批判和质疑：

文化保守主义信徒、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维护者——儒家学派，此时正面临着来自墨家、杨朱两派的双重挑战，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儒家的二号掌门孟子痛骂杨墨二家：“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他还继续批判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你杨朱脑子只有个人，不承认君主和国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情急之中的孟子直接指控杨墨二派是妖言惑众，号召儒家弟子为了神圣的事业必须消灭他们，并且悬赏：谁能驳倒杨朱、墨翟的，谁就是圣人的门徒！

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墨家学派，由于共同的反封建、反专制立场，此时正与杨朱学派结成了“反帝民主同盟”，与保守的儒家和专制的法家共同对抗。在意识形态上，杨墨两家是存在很多共同点的。但墨家“兼爱”的信条却时刻提醒墨者，做人应该要博爱，大家你爱我我爱他，“英特纳雄耐尔才一定会实现”。而杨朱这帮家伙纯粹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竟然公开声称自己有权一毛不拔，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极端爱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分子——法家学派，作为极权帝国的拥护者，巴不得把老百姓个个调教成无脑的杀人机器，好为独裁君主出生入死。面对对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倾向极浓的杨朱学派，法家自然要大加鞭挞。军国主义理论头子韩非称杨朱“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你们这群鸟人不为君主当兵卖命，不为国家出力，那我还留你们干啥呢？最后韩非还使用了爱国愤青式的恐吓：你们不为国家主子卖命，北方的戎狄就会征服你们，把你们变成亡国奴。

禁欲主义者、清教徒式的保守自由主义——道家学派，也加入了批判杨朱的行列，尽管道家的庄子在政治立场上和杨朱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杨朱认为人应该适当满足欲望的观点，还是激起了清教徒庄子的不满。庄子指责杨朱：你竟然公开支持人放纵欲望、追求名利，这对社会危害很大，对下一代影响很不好。庄子甚至还表示“要用钳子来封住杨朱、墨子的口，不让他们说话。”

批评本身并不可怕，思想是不怕争辩的。遗憾地是历史却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独裁君主的镇压和禁锢之下，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是终结了。当华夏文明进入两千年漫长的“阳儒阴法”极权帝国时期后，杨朱的思想则伴随诸子百家彻底消失了……直到自由的火种再次从世界另一端的欧洲点燃。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主要在权衡自己对商品的价值评定。比如传统的中国购房族，房子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无与伦比，哪怕花光一生的积蓄，也甘愿要买下它。哪怕房价有朝一日会大跌，也毫不在乎。他们把房子视为自己的最高财富。然而投机者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商品本身并没什么吸引力，他们要做的只是利用价格的动荡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而已。投机者极少去权衡自身的价值评定，他们关注的对象是市场集体博弈下所决定的均衡价格。

投机者的目标自然也是为了获取财富，然而对“财富”这一概念的定义，投机者却又是和普通消费者存在差别的。一样东西你可以爱不释手如获珍宝，但它如果得不到群体的认同，拿到市场上去卖必然无人问津。这一点，艺术家们一定深有体会。如果说私人价值是个人主观的体现，那么市场价格则是集体主观的体现。消费者的财富观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评定，而投机者的财富观则依赖市场的集体评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评定。

由于个人喜好的影响，人们往往会对某些商品怀有偏执的信念。历史上，重农主义者把土地看做财富的唯一标准，重商主义者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换算为土地或者贵金属，才能让自己安心。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偏执并没有结束，人们依然把货币的账面数量作为衡量财富多少的标准。这一点，大多数的投机者也不能避免。举个例子：一个投机者可能会为了自己在一周内，买入的股票涨了100美元而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了，然而同期黄金则涨了200美元，如果把这为投机者的原始资金用黄金来计价，这一周内他不但没赚钱，而且还赔了价值100美元的黄金。

我们平日里谈论的涨价、降价、升值、贬值，其实都把货币默认为价值准绳，在这个政府滥发货币的时代，如果忽略了计价的相对性这个重要参数，代价必然是惨重的。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相对于什么涨价？是什么相对于什么升值？一个清醒的投机者必须意识到：世间万物的价格，无论是货币、商品、股票、房产、金银……它们都会随着集体博弈的变化而此起彼伏，我们无法找到绝对的财富标准。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精神其实更能反应财富的本质。

一个金融领域经常遇到的词汇叫对冲（Hedge），其实它并不如很多人描述的那么神秘。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并没有唯一的财富准绳后，对冲的概念显得更容易被理解。比如在一个封闭原始部落中，只有三种商品，它们分别是贝壳（作为货币计价）、果子和兽皮。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期在将来，这三种商品之间会如何相互波动。如果我们只储藏贝壳，假设某一天果子和兽皮突然稀缺，到那时候我们全部贝壳也许连几个果子都换不来。为了防备这种意外风险，我们拿出一部分贝壳，把他们换成兽皮和果子，这就形成了最简单的对冲避险组合。无论市场发生了何种变化，无论哪一种商品发生相对贬值，另两种商品就会相对升值，我们的财富就得到了可靠的保障。

对冲手法不仅能消极的用于保值，还可以积极的获取财富。比如神灵托梦给你：“今年树上不结果，野兽的数量会增加。”我们可以预知：果子会相对升值，兽皮则相对贬值。然而贝壳将如何变化，仍无法确定。此时此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避开贝壳交易，直接用兽皮去换果子。如果依然采用贝壳作为尺码，由于贝壳不可预期，风险就会大很多。

现实社会并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政府肆意下调利息，增加货币供给，纸币就会相对贬值，商品、股票、房产的账面价格看上去就升值了。如果这引发了聪明投机者的警觉，他们就会把更多的货币财富转换为其他形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股票、房产相对于货币的升值。如果政府决心消灭泡沫而大幅加息，减少货币供给，纸币则相对升值，其他资产或商品账面上看上去则贬值了。这时，投机者也往往会跟风抛售股票换成纸币。所谓“大崩溃”、“大萧条”之类骇人听闻的词汇，其实只是财富的储藏形式发生了大幅转换而已，用“大紧缩”、“大调整”来形容更加合适。

对于普通人而言，对冲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保值的手法，我们手里不能只靠单一的资产作为财富储藏，而是应该拥有一个货币、股票、房产、金银等多元形式的组合，这样无论市场怎么动荡，我们都可以成功保护自己的财富。如果你是个有远见的投机者，不妨在买入你看好商品的同时，再卖出一个你不看好的商品，这样无论货币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如何动荡，都不会影响你的利润。总之我们必须明确：人世间从来就没有永恒的财富储藏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

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将经济学中理性人（Rational man）的概念扩展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的作品《家庭论》更是将经济学冷冰冰的分析方法带进了家庭、婚姻、爱情等情感世界中去。贝克尔在努力向人们说明，看似温情脉脉的情感关系之中，依然隐藏着相当成分的理性、自私的逐利动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这句话，只不过多数时间内，自己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不仅仅是蜗居里的海萍和海藻，你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谁也别想从中逃掉。

而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则在此之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它认为：人们能够在多次博弈后，最终能够理性的、成功的预测未来，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假设描述说，每个人都能在某一天准确的预知后果。但为何在世上的每时每刻，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自责和后悔呢？最终的理性预期世界何时才能实现呢？也许人类漫长的历史是一部理性预期逐渐实现的故事，但相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它遥远的令人迷茫。现实中多数人都是理性的，但多数人也都无力承担搜集信息、获取专业的知识高额成本。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的凭借简单的逻辑预测未来，必将导致“致命的自负”，他们终将发现自己当初所设想的，和最后的结果截然不同。

海萍是一个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模型范本。她玩命的赚钱和省钱，努力工作、身兼数职，几乎是全力的在追求收益；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几乎是全力在节约成本。但在从宋思明介绍的工作获益之前，她的生活却混一塌糊涂。导致其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和很多芸芸众生一样，只是一个盲目的理性人，一个尚未形成理性预期的理性人。

海萍看上去精明强干，头脑却被社会主流思想的谬误牢牢绑架，完全不见独立性。名校出身的她刚毕业起就高估了自己的身价，自以为“名牌大学毕业，读过的书车载斗量”就一定可以比普通的小市民过的好。跟每个人一样，她生下来就上了应试教育的当，而且以后还将继续上当。她错误的以为收获必然与付出成正比，只要自己拼命干活就一定有回报，车子房子云云会接踵而来。而工科出身的海萍不可能像投机专家一样清楚的了解经济的复杂变化，也不可能知道货币存款的购买力正在缩水，毫无投资观念的她甚至不愿意多花点时间获取一些基本的财富知识，而是宁愿精力花费在买彩票上面。

海萍不只是无法准确的预期工资和房价，她同样不能准确的预期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未来。跟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一样，海萍一心想着的是结婚、买房、生孩子，而却几乎从没有仔细想过，这些东西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究竟是幸福和安逸，还是压力与负担。在高估了自己的赚钱能力之后，海萍又高估了家庭带给自己的快乐程度，有了孩子，买了房子，却要过上每月支付大笔抚养费和贷款的日子，像奴隶一样疲于奔命。虽然最后海萍选择了默认，但这一切就是她当初所预期的生活？绝对不是。

最可怕之处，还在于人们无法准确的预期自己的欲望。当我看到海萍为房子急红了眼，愿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副视死如归架势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的是毒瘾发作时瘾君子玩命寻觅白粉的样子。也许人的偏好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却往往不知道自己下一个欲望是什么。当偏好函数已经发生改变，人在对自己为之前的欲望付出的代价进行重新评估后，后悔的感觉会油然而生。海萍注定生活在后悔之中，为婚姻、为房子，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而后悔。

海藻实在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拥有清纯外表、温顺性格的她，却最终辜负了对她一片真心的小贝，跟了有钱有势的贪官宋思明。巨大的落差使海藻成为了饱受舆论攻击的对象，其中批评最狠的莫过于纯情男青年，他们无不下意识的将小贝投射到自己身上，而海藻则上演了他们的噩梦。

而海藻的确是被骂的太狠了，在我看来，她其实要比很多女人更遵守社会的传统价值。重亲情（总是特别为姐姐照想），有节制（从不乱花钱买东西）。她也不是一个虚荣心强、乐于攀比的人，跟姐姐海萍一门心思要买房不同，海藻觉得“租房结婚就可以了”。可以说，海藻无论对外界事物还是自己的欲望，她的淡薄总是能反衬出姐姐的狂热。实际上，海藻十分珍惜她和小贝的爱情，这从她对多次拒绝了宋思明对她的物质诱惑可以看出。

然而海藻跟盲动、浮躁的海萍相比，她拥有更加理性、更有分辨力的头脑，对未来的预期更加正确。姐姐婚姻失败的经历使她充分认识到，爱情虽然美好，却只是昙花一现，该走的时候谁也拦不住。今天的一块钱能给予温馨和欢笑，明天的一块钱却能带来激烈的争吵。当温情烟消云散后，剩下的只是沉重的生活压力。到头来，最牢靠的还是钞票和房子。可以说，使重情的海藻最终投向宋思明的关键不是物质财富的诱惑，而是对爱情贬值的预期。

而海藻并没有立即抛弃小贝，作为一个理性人，她选择了将风险收益最大化——一边继续跟小贝沉溺二人世界，另一边成为了宋思明的秘密情人。一手爱情，一手财富。也许聪明的海藻早就想过，事情有一天败露的话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边全力挽救跟小贝的爱情，另一方面继续跟宋思明保持联系。如果小贝已无力挽回，那就彻底放弃他，投向宋思明。而事实上当这一情形真正发生后，海藻的确是这么做的。可以说小贝和宋思明就像两只股票，小贝在短期内会大幅上涨，但总有一天会下跌。而宋思明这只绩优股却值得长期持有。最终当小贝暴跌，海藻忍痛将其割肉止损，并将剩余的资金全部转移到宋思明这边。

尽管如此，海藻的行为实实在在伤了广大纯情男的心。而事情关键并非在于她的性格特质，而只是因为她碰上了别人没碰到的机会而已。假设身为男人的你，正拥有一个温柔可爱的女朋友，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闯入了你的生活：身为富家大小姐的她美若天仙、举止高雅、学识渊博、性格温顺，而且她对你同样爱的真诚，并发动了一系列热情的追求。你能够保证丝毫不为之所动？再假如此时你又同女朋友感情上发生了裂痕，你能否做到坚守这份不安定的爱情，而不是彻底倒向另一个？男人若不能，女人也不能。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大家都在无时无刻不停的权衡和算计。谁也不比谁高尚，只要收益够高，门槛够低，交易就会发生。换句流行的话来说：“男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女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作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我们必须痛苦的面对现实，承认人性，尽管外面的世界是如此无奈。

个人认为《蜗居》的结尾非常糟糕，贪官宋思明落网、二奶海藻受到惩罚、老实工作的海萍夫妇得到命运的奖励，这因果报应式的结局，目的也许是安慰一下大家的受伤心灵，给悲观情绪笼罩下的人们带来一丝信心。而伟光正的孙书记的突兀出现，也是本作品向威权政府妥协后的结果，目的当然是为了使观众不要丧失对河蟹党执政为民的信心。最后海萍将500万上交政府，故事就显得更加离谱，完全丧失了之前的写实风格。在现实中，故事结局通常不会是这样的。

最近逛豆瓣的时候，发现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峙的：“你们总说你们那一套好，不允许别人存在不同的意见，你们其实在把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这明显违反了自由选择”。这样的逻辑跟我之前碰到的情况十分类似。

其实，这看似厉害的反戈一击是明显经不住推敲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谁都有权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宗教、民族主义等等。然而，谁也不应该有权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共产主义者无权将别人的财产收为公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权要求每个人都参与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者无权剥夺罢工抗议的基本权利，宗教、民族主义者更不用多说，他们同样无权强迫别人认同他们的神和民族。

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框架下，不同政治见解人们通过多数人投票的游戏规则竞争权力。获胜党派一旦上台，往往会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所有人身上，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强制是温和的，但依然说明民主只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与其让立场不同的人不愉快的捆绑在一起，不如让他们自由分离，不是更好么？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随意的说：美国和苏联应该互相开放国界，让拥护资本主义的人都跑到美国去，让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都往苏联来。这个想法自然不切实际，但在一个允许自由结社的社会中，实现“国中之国”绝非不可能之事。共产主义者可以把自己财产公有化，共同组建他们的集体公社，在圈子内实行马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给每人征收高会员费，并给每个社员提供高福利；凯恩斯主义者的社团可以建立内部央行，来干预他们的内部经济；宗教、民族主义也可以组建他们的帮派，并按各自的规矩行事。这样的架构甚至可以容纳极权主义者，他们可以选择由一个领袖或皇帝来统治他们。当然，关键在大家的背后，要有一个一言不发的守夜人政府。

你可以喜欢共产，可以拥戴皇帝，可以向往纳粹，因为价值中立，这其中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你无权让别人为你买单，这其中却有自由和强制的区别。可以说，自由主义（严格来说应该叫自由至上主义）本身就等同于价值中立和自由选择。所有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必然会带有将自身意愿强加于人的态度。没有好与不好，只有自由和不自由。

民主推得出平等和自由？

首先应该有必要从定义上来明确一下，民主（Democracy）在希腊文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其中“人民”是一个集体名称，它代表了一大群人。从这个定义里，我只能看出“群体决策”的意思，它的本意并不包括对言论自由、权利平等的保障。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民主怎么推的出平等和自由？我无法找到严格的论证过程，却能找到很多反例来。古希腊著名的陶片放逐，多数人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把大家都看着不爽的人逐出城邦；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可以民主的把人扣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再把他推上断头台；即使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之下，同性恋的婚姻权利，依然要看多数异性恋的脸色。这都是毋庸置疑的民主形式，却怎么体现的出自由和平等？如果说独裁代表了个人专制制度，那民主不过是一种集体专制制度。

民主能让人变宽容？

有一种常见的反驳是，民主也许短期内并不尽人意，但是民主可以让价值观不同的人相互碰撞，让人们相互宽容和忍让，最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对这样的论证，首先我得指出，这里民主的定义被扩展了：这其中排除了一次性民主（比如某些极端政党被选上台后就永远不被选下台的例子）的可能性，而且这样的定义还把言论自由也包括在里面。现在我们接受这个新定义，这样没有问题了么？如果对抗的双方势均力敌，还有可能实现一个相互容忍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掉入相互打击相互报复的囚徒困境中去）；但是如果在对抗双方人数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民主会带来什么样的容忍？比如99个色狼和一个美女民主公投强奸无罪的法律，美女有权抗议，也有权投反对票，但是她无法阻止法律的通过。色狼会因为她的抗议而对她动了恻隐之心，对她的诉求实现宽容？这样的假设明显是违背人性的。除非色狼们行为受到外来势力的谴责，否则民主永远都无法规避多数暴政。

宽容还是妥协？

还是刚才的话题，如果对抗的双方势均力敌，还是有可能实现一个宽容和妥协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宽容”和“妥协”绝非同一个意思。宽容意味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干涉。可以说宽容是一种自由主义态度，它实现了不同人对自由选择的尊重。而妥协却代表了双方无法相互容忍，只是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意见。如果实现的只是妥协，和稀泥的中庸式结果往往导致了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这样的情况在民主议会中十分常见，由于议会中充斥了不同党派的代表，有时候意见会针锋相对，却又无法分开，最后只好走了一条中庸路线，推出的是一系列不伦不类的政策。这就像驾驶汽车的两个人面对岔路，一个要往左一个要往右，争执不下，民主的结果必然是要么往中间开、要么忽左忽右，最后撞上了，大家谁也别想满意。

群己权界，谁来划定？

我知道很多人会用“群己权界”的概念反驳我的上诉说法，他们指出在今天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公权和私权已经被分开了，言论自由、财产自由这些私权受宪法保护，只有公权力才通过民主来决定。这样的说法等于承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是由宪政（constitutionalism）来保护的，而民主对此并没有什么贡献。还有，宪政民主制同样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是如何划分的？一种典型回答是：由民主投票决定。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虽然公权力暂时无法直接侵犯私权，但公权力依然拥有修改公私权界的权利，通过改变这个界限，公权力依靠缩小私权的方法，间接的侵犯私权。从现实来说，即使像美国这样拥有自由传统国家，联邦政府的公权力依然不断向下扩张，诸如美联储对银行业的控制、爱国者法案的通过……使我不得不担忧再过100年后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喜好都会有所差异。而麻烦的问题在于，个人的喜好的函数无法通过某种加总计算而得出一个“集体的喜好函数”，也就是说，不存在“集体偏好”这种东西。最后抛出我的总观点：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拥有控制他人的权力，那么这其中会必然产生强制。除非实现一种制度，能在互不干涉的前提下，让每个人只能拥有控制自己的权力。民主本身对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关键意义上的帮助，它只代表了一个群体在分离成本过高、无法实现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一种被迫相互妥协和牺牲少数人的手段。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诚然自由民主制度无疑比极权制度要好的多，但不等于说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最完美、最终极的制度。关于新制度的构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说明。

对于原始人来说，一次打猎的收获不能太少，因为这会让自己饿肚子；也没有必要多的让自己好几天吃不了，只能看着食物腐烂掉。一个精明的猎手会善于计算，使自己的每次劳动换取的收获最大化，使生产与消费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状态。在现代社会的市场中也是如此，一个精明的商人会时刻关注和分析市场的供需平衡情况，随时调整资金的使用。供不应求时增加产量，赚取利润；供小于求时是缩减产量，规避亏损。在商人成功的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误差也在随时被他们所修正，市场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当然，人不可能总能准确预测每一件事情，是人都会犯错，即使最精明的商人也不会例外。有些时候，部分人会错误的预测市场走势，从而导致亏损。他们甚至带动一起小型的羊群效应，使本应平静的市场掀起波澜。再加上季节变化、天灾人祸等等不可预见的因素，使一个市场不会像无风的湖面那样平静。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会犯错，部分人也可以犯错，但整个经济的亿万个参与者会同时犯错么？这样的情况同样难以想象。在一个经济系统包含的无数个人当中，有人看涨，就有人看跌；有人犯了错，就有人马上改错。供给和需求的误差往往刚被掀起，就又被人迅速填平。可以说，市场就是一个不停的在试错和改错中交织运行的系统。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不是无风的湖面，而更像是潮起潮落的大海。在这个随时自我修正的海洋里，发生一起大规模海啸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海啸还是发生了。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到1989年日本泡沫崩溃，最后到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海啸的规模却呈现一种愈演愈烈之势。是什么力量使全球数十亿个经济参与者，陷入了集体性的狂热和迷乱？谁有拥有这个能力，它能误导无数人的精明判断，严重扰乱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不是上帝，而是政府。

一个泡沫从诞生到崩溃故事往往是这样的：

政府（央行）自信的满满的挥舞着“看得见的手”，刺激总需求的上升，“拉动”着经济增长。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故意压低本应随市场浮动的利率或汇率，使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央行人为的催生了通货膨胀。很快，商人们将高兴的看到商品价格的上涨，（平常这是供不应求的信号），于是他们积极投资、扩大经营的规模。一时间，工薪族的就业岗位更多了，工资也上涨了，整个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迹象。但数年之后人们会逐渐发现，社会的总需求其实并没有真正增加，商人账面利润的上升，工薪族工资的增加，到头来只是因为市场上的钞票变多了而已，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变多。人们开始不再相信货币，而是默默的把财富的储藏形式转换成了股票、房产、贵金属等手段。随着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商人面对商品价格永不停歇的上升一脸迷茫，工薪族也发现工资总也跟不上物价的飞涨。钞票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股市、楼市则陷入了疯狂。

面对失控的通胀，央行也无法坐视不管了。它通过上调利息，或让本币适度升值的手段，为滚烫的经济降温。一开始，市场强大的惯性使央行的政策显得十分单薄，但随着央行态度的越发强势，加息步伐的越发强硬，当量变积累为势变，当重要商品的价格不再上涨，泡沫最终被刺破，恐慌到来了。社会长久以来供给和需求的严重失衡，就像大坝决堤泄出的洪水一样，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完成修正。股市、房地产的价格迅速崩溃，商人亏损直到破产，大批工薪族失去工作。物价全面下跌，货币的价值则相对上升，通货紧缩开始了。

大萧条只是市场自发的修正过程，它未必代表了全部坏的东西。对于因失业在家赋闲工薪族来说，他们可以握紧手里不断升值的钞票，欣赏着窗外商店竞相以跳楼价甩卖。但是政府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会。官僚政客们会说这一切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错，他们不眨眼的用巨额债务“救市”，试图托住商品价格的下跌趋势。另一方面，央行会重新将利率和汇率调整在低位，甚至干脆开动印钞机。最后，泛滥的纸票会使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市场还没有完全修正供需之间不平衡，一轮新的“繁荣”又这样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就是这样成功的吹起一个泡沫，从而“挽救”了前一个泡沫的破裂。

泡泡会一直吹下去吗？不会，当市场出现“流动性陷阱”，印多少票子也没用了。忍不得短痛，就只能承受长痛。当繁华落尽，人们会发现除了满地钞票，什么也没有凭空多出来，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而已。

罗伊·梅德韦杰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罗伊·梅德韦杰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充分肯定列宁的贡献和十月革命的成果，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但梅德韦杰夫认为：列宁以后的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的集体，是“假社会主义的变种”。他批评苏联已经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官僚权贵们掌握了全国人民财产的支配权，却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而防范这种趋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实施政治的民主化。要允许多党制、反对派的存在，保证社会的多元化。一个不允许存在反对派的组织，必将走向衰败。梅德韦杰夫拥护马列主义民族自决的思想，支持充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认为它们有权通过投票的方式，选择留在还是脱离苏联。他反对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认为苏共应该以自身优秀的社会秩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榜样，而不是出兵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模式。

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马列反对派，努力拨开斯大林主义“红色法西斯”的血色迷雾，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最初始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同样拥有民主选举，同样拥有言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能够自由发展，而不是对国家官僚唯命是从。苏联原本应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的人民在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组建的国家联盟，而不应是一个俄罗斯化的极权帝国。个人看来，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反对派依然带有理想主义成分，难道仅仅依靠民主和批评，就能够确保庞大的国有机构领导服从人民的安排，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又如何规避民主决策中存在多数暴政，让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恐怕依然无法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人类历史上还未曾给出一个社会主义范例，社会主义仍处于探索阶段。”

安德烈·萨哈罗夫——宪政自由主义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后来成为苏联重要的人权活动家，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批评苏联官僚主义成风和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同时认为苏联并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它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的经济资源、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被国家和政府全盘垄断。萨哈罗夫认为，改变现状不仅要靠政治上的民主化，还需要司法体制的独立。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言论、信仰、结社的自由。经济上，他支持进一步实施改革，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存在。萨哈罗夫反对核军备竞赛，担忧国内的军国主义倾向，他觉得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和谐发展上，国家之间应该以协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认为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有权按宪政框架下的条款脱离苏联。

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了苏联部分知识阶层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自由、平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私欲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自由派向人们传达，公民自由高于民族，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自由派唯一的不足在于，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有限和极权国家历史传统的影响，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对私有产权的意识相对薄弱，在经济问题上往往持混合的折中态度，这体现了他们对私有化下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不够信任，使他们在某些时候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更为接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斯拉夫民族主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以发表揭露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文学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多次批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批评暴力革命，并呼吁当局取消文艺创作的检查制度。索尔仁尼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让人道德堕落，西方文明必将走向衰败。而解决之道是发扬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从工业文明回到农业社会。他还认为民主不适合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应该恢复村社、家族、东正教传统的道德专制制度上来。主张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向东部移民，以防范俄罗斯在和同中国的战争中瓦解。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迷恋斯拉夫式的保守主义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由，只是因为它压制了本民族曾经的历史传统。他们标榜传统道德，不屑公民的自由选择。反对“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呼吁“俄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沙皇时代，甚至是比沙皇更早的斯拉夫公国时代。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的过去，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他们意欲推倒一个左翼的专制政府，却试图建立一个右翼的专制政府。索尔仁尼琴后来无视叶利钦，偏偏向白军军阀高尔察克的陵墓献花，可见他对旧俄的怀念态度。

对俄罗斯的未来的担忧

苏联解体后，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成了苏联官僚主义的陪葬品，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叶利钦私有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以及俄罗斯长久来仇视西方的情绪，使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也不受待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斯拉夫民族主义全面复活，索尔仁尼琴受到追捧。民族主义和迷信家长专制的态度，使俄罗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无冕沙皇”普京治下俄罗斯民主“向右倒退”，经济改革停滞，公民的自由权利屡遭缩减，而俄罗斯民众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的春药之中，继续以向西方世界挑衅为荣。俄罗斯光头党等新纳粹组织的崛起，则更让人陷入忧虑，1929年的大萧条使刚刚民主化不久德意志民族的激进纳粹势力上台，那2008年百年不遇金融风暴，能否最终导致某些长期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的民族陷入可怕的癫狂？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价值的固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事物的价值是本身具有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个本身具有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神学家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由神决定的，神说你值多少你就值多少。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神从来就没有在人类面前抛头露面过。既然神不出来解释一下，我怎么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呢？没办法，价值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定义。重农主义（physiocracy）者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代表价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者则认为贵金属（如黄金、白银等）才能代表价值，其他东西都是扯，如果它们不能换算成土地和贵金属，那么就一文不值。然而在这些思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还属劳动价值理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劳动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创造一个事物所需要的劳动的多少决定的。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包括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然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既然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劳动量”又是如何衡量的？车间里的工人和坐办公室的文员谁一天劳动量更大？这恐怕难以衡量。退一步说，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方法，根据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只要我拼命的干活，所创造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而且干活越拼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如果以此推理，在相同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用手工收割的粮食就比收割机收割的粮食价值要大，因为手工收割比操作收割机要“累”。也就是说“功劳=苦劳”。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被消费者所接受，一模一样都是粮食，凭啥因为你出的力气多就更值钱？于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修正，他说：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这个说法不完善，价值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social necessary）决定的。意思就是劳动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必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剩下不必要的劳动不能产生价值。那么我们继续追问：“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如何决定的？谁来定义我的劳动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怕他们还将制造出一系列更复杂概念来继续解释，而且会越解释越令人糊涂。

相反，价值的主观理论则十分简明：价值是主观的，是人的需求决定的，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固有价值”，事物的价值随着人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由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Marginalism）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人所发扬。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黄金和水哪个更有价值？没有人，这样的问题几乎难以回答。不同人的价值是不同的。比如我喜欢萝卜，你喜欢青菜，我愿意用大把的青菜换几根萝卜，而你就不愿意。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平日里钻石比水贵重的多；但在沙漠里，水就要比钻石贵了。

价值的主观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不仅价值本身是主观的，而且对价值的测量也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价值无法像物理学里的能量一样被客观量化，既然无法被量化，那价值也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尤其在不同的人之间，价值的不可比性体现的更明显。喜欢古典音乐的不比喜欢民间小调的高雅，喜欢国家大事的也不比喜欢家常琐事的人高明，一切只是喜好不同。

主观价值理论是如此的浅显和简约，但对于某些生活在特殊国家的人民来说，反而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可能会质疑：“价值不是由某圣人、某先知、某领袖、某些专家决定的吗？传统价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吗？”在这样国家的官方宣传机构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某某是正确的价值观，某某是错误的价值观，某某是高雅的，某某是低俗的”等论调，而更要命的是，这些官方价值、传统道德，是不允许被反驳和质疑的。如果有人试图挑战官方和传统价值，不仅官方会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异端，而且部分民众如也会积极协助国家主动攻击这个特殊化分子。

在某些极端的国家中，连粮食这种生存必需品的标价也是由官方决定的。以前苏联为例，粮食的价格要由先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专家教授、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英明决策共同制定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官方粮食价值不但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的之中”美国农民的粮价低的多，甚至连苏联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前苏联三次饥荒，饿死的人数要按千万计算。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产生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带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进步的”，你们是 “落后的”；我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我作为精英是要领导和拯救你们的，你们作为民众是要听从我的领导和被我拯救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卢梭等人就特别喜欢标榜进步，拯救民众；中国的儒教思想则更是强调民众是要被“教化”的，是要服从“明君贤相”的。

必须承认，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些专业知识上的确高人一等，在某些方面上能比常人看的更远。但是知识上的优势，能否等于他们有权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比如精英爱吃萝卜，他能否说爱吃青菜的都是落后的，像他一样爱吃萝卜才是进步的？他是否有权没收别人的青菜？某些国家的政府征地时，官员们按照自己评估的价值，单方面开出价格，强迫居民成交，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文化精英们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学生学英语，强迫学文言文，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信誓旦旦的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别人好。

即使假设，自以为是的“精英”们真的是心怀善意，他们也应明白：价值是主观的，你的“好”未必就是人家的“好”，在“帮助”别人之前，首先要征求人家的同意。没有人有权将自己信奉的价值标榜为绝对正确，除非他使用暴力。一个自由世界不需要强制的领导者和拯救者，它需要的只是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