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海东青

“读史使人明智”是历史爱好者都明白的一句话，意思很简单：读历史能让人变聪明。我们事先必须澄清，历史在很多时候是被人们拿来娱乐的或用来意淫的。就像古时候人们喜闻乐见的《三国演义》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的一样，在21世纪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下繁花似锦的文化产业中，历史用来娱乐和意淫的功能将更加明显。当然我无意批判“玩历史”的行为，既然是娱乐活动，只要大家玩的开心就好，只要玩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行。不过确实有部分玩家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幻觉，把自己意淫的东西当成了真相。这样的人跟变聪明无关，因为“玩历史无法使人明智”。在排除了意淫流玩家之后，剩下的认真读史书的人，就一定能在变聪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吗？也未必。因为历史是人写的，人记录的东西，难免都会带有作者主观的表达意愿，难免会带有诱导性。

造假

制造诱导性，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造假。（当然我们可以把造假换成一个美化的词：艺术虚构）造假的手法有很多，等级最低的莫过于直接修改史实，既作者自己来编造故事。但这种方法非常愚蠢，因为编造的故事难免会出现逻辑漏洞，一般故事编的越大，就越容易被人识破。而且最关键麻烦在于：造假会使自己跟其他人的记录发生冲突。所以很少有人会采用直接造假的方法。即使编故事，也往往选择年代过于久远、资料残缺、不太可能被有钻研精神的读者识破的地方。

选择性回忆

既然直接造假太粗陋，那么接下来的诱导手法则十分常用：用真话来说谎。也就是把事实做一个筛选，只说其中的一部分而不说另一部分，给读者制造一种导向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斯大林统治下，苏联重工业和军备得到强化，苏军击败了纳粹德国，农业集体化饿死了约上千万人，大清洗和民族驱逐使很多人受迫害。如果历史记录者打算美化斯大林，他只要这样写历史就行了：“斯大林使苏联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飞速发展，并且率领苏军击败了纳粹德国。”都是真话吧？没错，确实都是史实。只读过这样历史的人，难免会对斯大林顶礼膜拜：伟人！了不起！而饿死人大清洗驱逐少数民族的事情他们就没法知道了。

情绪渲染

单单使用选择性筛选的手法还不够，作者经常还要结合另一种常用的办法：感情渲染。很简单，因为人类的认知过程基本要先经历感性认识，之后才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其实很多人永远上升不到这个程度）。那么作者在写历史的时候，就像写小孩看的卡通片一样，通过艺术的渲染、语言的修饰，把一些人极力描写成好人，再把另一些人全力形容成坏人就可以了。读这样的历史记录（这样的历史多数是描写生动的，吸引人的），难免会产生如下的感情体验：伟人领袖英雄义士无论做了什么，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暴君奸贼强盗小人无论做了什么，似乎都是无法原谅的。当然面对成人，作者一般不会真像哄小孩那样写，把好人写的完美无缺，把坏人写的十恶不赦，这样太假。如何处理？“七分功劳，三分罪过”，“总得来说还是一个好同志”，这就既保留了感情诱导性，又显得十分“中立”。其实这种半和稀泥的态度更像是中庸，而绝非中立。

模糊概念

信息过滤、感情渲染这两招，足矣忽悠住相当一部分人，但对于另外一些有点脑子的读者，该怎么办呢？还可以使用大量的模糊用词。一个拥有科研素养的人会明白：一切理论知识、理性辩论的前提是定义要清晰。定义都不明确，讨论什么都没意义。而历史诱导者则喜欢充分利用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其实诸如“崛起”、“富强”、“衰落”、“萧条”、“功勋”、“罪过”等等常用词，都是没有严格定义的非精确词汇，它们根本就没有讲清楚“富强”是谁变富谁变强了，“功勋”是谁对谁做功了，国家的“崛起”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萧条”中社会上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因为它们太常用，却经常使读者忽略了它们模糊性。作者还可以自己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假专有名词：“文化侵略”、“经济殖民”……不胜枚举。模糊用词往往是带有主观感情渲染的，但总是可以披上客观理性的外衣。

以论代叙

最后，面对比较有脑子，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评论部分自然少不了。历史记录者在记录真相的同时，添加自己的评论，这是很常见的。虽然大家都能区分“作者评论”和“记录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被混淆。一个历史诱导者绝对不会像司马迁那样：在写完真相部分后还特意写个“太史公曰”啥啥的。他们的评论部分绝不会注明这仅仅是个人观点或一家之言，正相反，他们要让读者觉得自己的评论是不可撼动的唯一真理。并且通常喜欢采用“夹叙夹议”的议论方法，这样更方便将评论带入事实。比如下面这句：“1929年，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

动机？

在历史记录主观倾向的万般诱导之下，历史爱好者依然很难做到“明智”，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力几乎没有增加，甚至还会变差，以至于还比不上没读过历史的人。历史的记录者为什么会诱导读者？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说来也未必复杂，因为凡是人都会有主观性，都有个人喜好和偏见，历史学者同样不能例外。多数情况下历史学者也不是故意说谎的，而是他们自己先感化了自己，自己先相信了自己的论证。在史书中，最常见的是帝王视角或领袖视角，帝王和领袖掌握了国家权力，自然希望历史能把自己写的很好。历史记录者也许是迫于权力压力，或者是为了阿谀奉承，以及单纯对权力者的个人崇拜，他们写成的历史，自然会倾向于美化皇帝和领袖，并丑化他们的敌人。与其类似的是英雄史观，这基于作者对群众力量的蔑视，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仰慕。还有一种常见的是民族主义视角，由于作者对某些民族群体的鄙夷，或者是对侵略者征服者的仇视，他们写出的历史，当然要想法设法的贬低这些非我族类，同时还要竭力美化本族类的道德和能力，从而潜移默化的凸显本族类的优越之处。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性，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而言，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通常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以及给出不同的论证和判断。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者当然会全力寻找史实来证明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优越性，而一个资本主义历史学者则必然会与之完全相反。

玩股票听股评的人也许会有这种经历：某些“股评家”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推销员一样，他们绞尽脑汁煽动股民的情绪，给出一切支持上涨的理由。结果股市无常，股票没涨反而跌了。然后另一些“股评家”登场，他们想尽办法来找理由证明股票为什么跌了，这些事后诸葛给出解释有时无比荒谬，说不定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其实跟这些股评家没有区别。人类社会是一个比金融市场更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甚至地理气候……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很难说谁决定谁，谁是主要谁是次要的。对于结果而言，股票只有涨和跌两个方向，而历史的发展方向则是个多元矢量，它拥有远远复杂的排列组合。所谓历史研究，其实就是在人类社会这个混沌体系中，记录曾经发生了哪些事件，并尝试寻找这个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一个真正想通过阅读历史来“明智”的人，首先有必要时刻牢记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不带有任何价值取向的去了解真相，分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作者的艺术加工、情绪诱导和私人评论。这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使你做到了也未必一定能比别人聪明。否则读史不但无法使你真正明智，还有可能先让你丧失理智，变成博学的弱智。

记得以前某次在浙大的校内论坛上跟人争论，一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质问我说：“你们自由主义者不是最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自由选择吗？你们觉得私有制、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这些东西好，但那只是你们的想法，我们并不喜欢。我们就是喜欢公有制、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你们凭什么把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强加在我们头上呢？这岂不是和你们鼓吹的价值中立，自由选择自相矛盾么？”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挺厉害，民族主义者也跟风叫好，一方面他们可以为“中国特色”继续辩护，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批评美帝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近逛豆瓣的时候，发现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峙的：“你们总说你们那一套好，不允许别人存在不同的意见，你们其实在把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这明显违反了自由选择”。这样的逻辑跟我之前碰到的情况十分类似。

其实，这看似厉害的反戈一击是明显经不住推敲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谁都有权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宗教、民族主义等等。然而，谁也不应该有权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共产主义者无权将别人的财产收为公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权要求每个人都参与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者无权剥夺罢工抗议的基本权利，宗教、民族主义者更不用多说，他们同样无权强迫别人认同他们的神和民族。

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框架下，不同政治见解人们通过多数人投票的游戏规则竞争权力。获胜党派一旦上台，往往会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所有人身上，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强制是温和的，但依然说明民主只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与其让立场不同的人不愉快的捆绑在一起，不如让他们自由分离，不是更好么？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随意的说：美国和苏联应该互相开放国界，让拥护资本主义的人都跑到美国去，让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都往苏联来。这个想法自然不切实际，但在一个允许自由结社的社会中，实现“国中之国”绝非不可能之事。共产主义者可以把自己财产公有化，共同组建他们的集体公社，在圈子内实行马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给每人征收高会员费，并给每个社员提供高福利；凯恩斯主义者的社团可以建立内部央行，来干预他们的内部经济；宗教、民族主义也可以组建他们的帮派，并按各自的规矩行事。这样的架构甚至可以容纳极权主义者，他们可以选择由一个领袖或皇帝来统治他们。当然，关键在大家的背后，要有一个一言不发的守夜人政府。

你可以喜欢共产，可以拥戴皇帝，可以向往纳粹，因为价值中立，这其中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你无权让别人为你买单，这其中却有自由和强制的区别。可以说，自由主义（严格来说应该叫自由至上主义）本身就等同于价值中立和自由选择。所有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必然会带有将自身意愿强加于人的态度。没有好与不好，只有自由和不自由。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数千年来为不同学者所争论。有两种主要观点代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分别是：价值的固有理论（instrinsic theory of value）以及价值的主观理论（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价值的固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事物的价值是本身具有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个本身具有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神学家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由神决定的，神说你值多少你就值多少。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神从来就没有在人类面前抛头露面过。既然神不出来解释一下，我怎么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呢？没办法，价值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定义。重农主义（physiocracy）者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代表价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者则认为贵金属（如黄金、白银等）才能代表价值，其他东西都是扯，如果它们不能换算成土地和贵金属，那么就一文不值。然而在这些思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还属劳动价值理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劳动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创造一个事物所需要的劳动的多少决定的。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包括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然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既然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劳动量”又是如何衡量的？车间里的工人和坐办公室的文员谁一天劳动量更大？这恐怕难以衡量。退一步说，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方法，根据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只要我拼命的干活，所创造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而且干活越拼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如果以此推理，在相同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用手工收割的粮食就比收割机收割的粮食价值要大，因为手工收割比操作收割机要“累”。也就是说“功劳=苦劳”。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被消费者所接受，一模一样都是粮食，凭啥因为你出的力气多就更值钱？于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修正，他说：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这个说法不完善，价值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social necessary）决定的。意思就是劳动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必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剩下不必要的劳动不能产生价值。那么我们继续追问：“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如何决定的？谁来定义我的劳动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怕他们还将制造出一系列更复杂概念来继续解释，而且会越解释越令人糊涂。

相反，价值的主观理论则十分简明：价值是主观的，是人的需求决定的，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固有价值”，事物的价值随着人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由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Marginalism）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人所发扬。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黄金和水哪个更有价值？没有人，这样的问题几乎难以回答。不同人的价值是不同的。比如我喜欢萝卜，你喜欢青菜，我愿意用大把的青菜换几根萝卜，而你就不愿意。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平日里钻石比水贵重的多；但在沙漠里，水就要比钻石贵了。

价值的主观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不仅价值本身是主观的，而且对价值的测量也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价值无法像物理学里的能量一样被客观量化，既然无法被量化，那价值也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尤其在不同的人之间，价值的不可比性体现的更明显。喜欢古典音乐的不比喜欢民间小调的高雅，喜欢国家大事的也不比喜欢家常琐事的人高明，一切只是喜好不同。

主观价值理论是如此的浅显和简约，但对于某些生活在特殊国家的人民来说，反而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可能会质疑：“价值不是由某圣人、某先知、某领袖、某些专家决定的吗？传统价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吗？”在这样国家的官方宣传机构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某某是正确的价值观，某某是错误的价值观，某某是高雅的，某某是低俗的”等论调，而更要命的是，这些官方价值、传统道德，是不允许被反驳和质疑的。如果有人试图挑战官方和传统价值，不仅官方会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异端，而且部分民众如也会积极协助国家主动攻击这个特殊化分子。

在某些极端的国家中，连粮食这种生存必需品的标价也是由官方决定的。以前苏联为例，粮食的价格要由先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专家教授、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英明决策共同制定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官方粮食价值不但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的之中”美国农民的粮价低的多，甚至连苏联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前苏联三次饥荒，饿死的人数要按千万计算。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产生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带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进步的”，你们是 “落后的”；我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我作为精英是要领导和拯救你们的，你们作为民众是要听从我的领导和被我拯救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卢梭等人就特别喜欢标榜进步，拯救民众；中国的儒教思想则更是强调民众是要被“教化”的，是要服从“明君贤相”的。

必须承认，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些专业知识上的确高人一等，在某些方面上能比常人看的更远。但是知识上的优势，能否等于他们有权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比如精英爱吃萝卜，他能否说爱吃青菜的都是落后的，像他一样爱吃萝卜才是进步的？他是否有权没收别人的青菜？某些国家的政府征地时，官员们按照自己评估的价值，单方面开出价格，强迫居民成交，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文化精英们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学生学英语，强迫学文言文，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信誓旦旦的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别人好。

即使假设，自以为是的“精英”们真的是心怀善意，他们也应明白：价值是主观的，你的“好”未必就是人家的“好”，在“帮助”别人之前，首先要征求人家的同意。没有人有权将自己信奉的价值标榜为绝对正确，除非他使用暴力。一个自由世界不需要强制的领导者和拯救者，它需要的只是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