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海东青

杨朱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数千年历史以来思想最活跃时期之一。绝大多数现代人都知道那时候有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等牛逼人物，而至于杨朱，多数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由于历史过于久远，杨朱的准确生卒年无法确定，有人说他生活在公元前395到公元前335年的战国初期，但却也有说法认为杨朱曾经拜访过老子（老子生活的年代要在公元前6世纪了）。他的生平细节也几乎难以考究。而杨朱学派在当时却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影响力很大。孟子曾在书中描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勾勒出当时社会上儒、墨、杨三家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战国中后期，曾经风靡一时的杨朱学派却如昙花一现，在杨朱去世后，该学派后继无人，迅速丧失了社会影响力。由于跟道家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也把杨朱学派看作为道家的别支，而事实上杨朱和道家人物老子、庄子等人的观点的矛盾是不可相容的。

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为我”和“贵己”，这两个词的意思其实差不多。杨朱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就应该适度满足，所以人为了自己而活，这没啥不对的。如果说这种表达方式还算温和，杨朱随后发表了一个言论则足具爆炸性： “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即使能用自己身上的一根汗毛，来换取全天下最大的好处，这种事我也不干。）听到这里，各路学派再也坐不住了：“为了地球的和平，让你拔根毛你都不干？这简直自私自利到极点了！”大家无不对此口诛笔伐，“一毛不拔”这个成语也由此而来。

然而杨朱的话却没有说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全天下的好处拿来贡献给我，我也不去接受）。大家一听又愣了，心想你这又是发什么神经。杨朱对此解释道：我支持“为我”和“贵己”此话不假，但是我同时也要反对” 侵物” 和” 纵欲”。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去侵犯他人的财产，这是我所坚决反对的。“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用智慧来自己的生活服务是可贵的，用暴力的侵犯别人的财产是下贱的）。至此我们可见，杨朱绝不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有原则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仅尊重自己的私有权利，而且还尊重他人的私有权利，后者才是典型的极端自私不择手段。

对今天的自由主义来说，杨朱的表达方式是很奇怪的，一毛不拔也太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了。你强调私有权利何必非得这样说，你直接说“我有权拒绝拔毛”岂不是更好。也许在那个尚未形成权利意识、标榜道德的年代，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有一次墨家弟子禽滑厘问杨朱：“咱别人不说，现在就说你杨朱，假设你现在拔一根毛能救全世界的人，你拔不拔？”杨朱笑而不语。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则代表老师做出了解释：如果今天有一个组织能够为了天下的名义，拔你一根毛；明天呢？也许它就会为了天下的名义，砍掉你一条腿；后天，也许就要求连你的脑袋都捐出来了。这几乎达到了现代美国公民的素质：对政府公权力之手高度警惕，对公民私权的维护寸土不让。

然而杨朱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思想还不仅于此。当时，儒家所推崇的是西周周公旦的宗法封建制，他们自称为“天命”。而挑战儒家价值体系的墨家，则声称自己是大禹时代节俭精神的代表，他们尊重“鬼神”。而杨朱则说，什么天命鬼神、大禹周公，都是扯淡，过去的旧东西就让他们朽掉好了，我们的目标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君主、国家，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单位。这几乎是当代自由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流露出强烈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过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自由社会呢？也许杨朱想的还不够多，也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让一个两千年前的人想到今天的三权分立、民主法治，这实在是要求过高了。此外必须明确的是，杨朱的思想主要偏重对个人的“私权保护”，而在“自由交易”这方面，他则很少提及。也许从今天的尺码来看，他还未必能算的上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能做的这一点的他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自然的，从杨朱学派诞生的那天起，必然会遭到各大门派的的批判和质疑：

文化保守主义信徒、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维护者——儒家学派，此时正面临着来自墨家、杨朱两派的双重挑战，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儒家的二号掌门孟子痛骂杨墨二家：“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他还继续批判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你杨朱脑子只有个人，不承认君主和国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情急之中的孟子直接指控杨墨二派是妖言惑众，号召儒家弟子为了神圣的事业必须消灭他们，并且悬赏：谁能驳倒杨朱、墨翟的，谁就是圣人的门徒！

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墨家学派，由于共同的反封建、反专制立场，此时正与杨朱学派结成了“反帝民主同盟”，与保守的儒家和专制的法家共同对抗。在意识形态上，杨墨两家是存在很多共同点的。但墨家“兼爱”的信条却时刻提醒墨者，做人应该要博爱，大家你爱我我爱他，“英特纳雄耐尔才一定会实现”。而杨朱这帮家伙纯粹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竟然公开声称自己有权一毛不拔，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极端爱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分子——法家学派，作为极权帝国的拥护者，巴不得把老百姓个个调教成无脑的杀人机器，好为独裁君主出生入死。面对对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倾向极浓的杨朱学派，法家自然要大加鞭挞。军国主义理论头子韩非称杨朱“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你们这群鸟人不为君主当兵卖命，不为国家出力，那我还留你们干啥呢？最后韩非还使用了爱国愤青式的恐吓：你们不为国家主子卖命，北方的戎狄就会征服你们，把你们变成亡国奴。

禁欲主义者、清教徒式的保守自由主义——道家学派，也加入了批判杨朱的行列，尽管道家的庄子在政治立场上和杨朱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杨朱认为人应该适当满足欲望的观点，还是激起了清教徒庄子的不满。庄子指责杨朱：你竟然公开支持人放纵欲望、追求名利，这对社会危害很大，对下一代影响很不好。庄子甚至还表示“要用钳子来封住杨朱、墨子的口，不让他们说话。”

批评本身并不可怕，思想是不怕争辩的。遗憾地是历史却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独裁君主的镇压和禁锢之下，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是终结了。当华夏文明进入两千年漫长的“阳儒阴法”极权帝国时期后，杨朱的思想则伴随诸子百家彻底消失了……直到自由的火种再次从世界另一端的欧洲点燃。

记得以前某次在浙大的校内论坛上跟人争论，一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质问我说：“你们自由主义者不是最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自由选择吗？你们觉得私有制、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这些东西好，但那只是你们的想法，我们并不喜欢。我们就是喜欢公有制、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你们凭什么把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强加在我们头上呢？这岂不是和你们鼓吹的价值中立，自由选择自相矛盾么？”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挺厉害，民族主义者也跟风叫好，一方面他们可以为“中国特色”继续辩护，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批评美帝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近逛豆瓣的时候，发现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峙的：“你们总说你们那一套好，不允许别人存在不同的意见，你们其实在把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这明显违反了自由选择”。这样的逻辑跟我之前碰到的情况十分类似。

其实，这看似厉害的反戈一击是明显经不住推敲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谁都有权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宗教、民族主义等等。然而，谁也不应该有权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共产主义者无权将别人的财产收为公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权要求每个人都参与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者无权剥夺罢工抗议的基本权利，宗教、民族主义者更不用多说，他们同样无权强迫别人认同他们的神和民族。

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框架下，不同政治见解人们通过多数人投票的游戏规则竞争权力。获胜党派一旦上台，往往会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所有人身上，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强制是温和的，但依然说明民主只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所以我一直都在想：与其让立场不同的人不愉快的捆绑在一起，不如让他们自由分离，不是更好么？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随意的说：美国和苏联应该互相开放国界，让拥护资本主义的人都跑到美国去，让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都往苏联来。这个想法自然不切实际，但在一个允许自由结社的社会中，实现“国中之国”绝非不可能之事。共产主义者可以把自己财产公有化，共同组建他们的集体公社，在圈子内实行马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给每人征收高会员费，并给每个社员提供高福利；凯恩斯主义者的社团可以建立内部央行，来干预他们的内部经济；宗教、民族主义也可以组建他们的帮派，并按各自的规矩行事。这样的架构甚至可以容纳极权主义者，他们可以选择由一个领袖或皇帝来统治他们。当然，关键在大家的背后，要有一个一言不发的守夜人政府。

你可以喜欢共产，可以拥戴皇帝，可以向往纳粹，因为价值中立，这其中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你无权让别人为你买单，这其中却有自由和强制的区别。可以说，自由主义（严格来说应该叫自由至上主义）本身就等同于价值中立和自由选择。所有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必然会带有将自身意愿强加于人的态度。没有好与不好，只有自由和不自由。

最近我的朋友alien外星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的专题非常值得一看，这个专题也再次引发了我对民主的思考。我是一个热爱自由和平等的人，我的政治理想是构建一个自由和平等世界。这样的世界说来也不复杂，就是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还能实现起点平等就更好了。但对于民主，我向来都把它视为一种工具，换句话说我不是民主控，我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在我眼里即使是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制度上依然存在很多缺陷。

民主推得出平等和自由？

首先应该有必要从定义上来明确一下，民主（Democracy）在希腊文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其中“人民”是一个集体名称，它代表了一大群人。从这个定义里，我只能看出“群体决策”的意思，它的本意并不包括对言论自由、权利平等的保障。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民主怎么推的出平等和自由？我无法找到严格的论证过程，却能找到很多反例来。古希腊著名的陶片放逐，多数人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把大家都看着不爽的人逐出城邦；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可以民主的把人扣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再把他推上断头台；即使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之下，同性恋的婚姻权利，依然要看多数异性恋的脸色。这都是毋庸置疑的民主形式，却怎么体现的出自由和平等？如果说独裁代表了个人专制制度，那民主不过是一种集体专制制度。

民主能让人变宽容？

有一种常见的反驳是，民主也许短期内并不尽人意，但是民主可以让价值观不同的人相互碰撞，让人们相互宽容和忍让，最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对这样的论证，首先我得指出，这里民主的定义被扩展了：这其中排除了一次性民主（比如某些极端政党被选上台后就永远不被选下台的例子）的可能性，而且这样的定义还把言论自由也包括在里面。现在我们接受这个新定义，这样没有问题了么？如果对抗的双方势均力敌，还有可能实现一个相互容忍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掉入相互打击相互报复的囚徒困境中去）；但是如果在对抗双方人数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民主会带来什么样的容忍？比如99个色狼和一个美女民主公投强奸无罪的法律，美女有权抗议，也有权投反对票，但是她无法阻止法律的通过。色狼会因为她的抗议而对她动了恻隐之心，对她的诉求实现宽容？这样的假设明显是违背人性的。除非色狼们行为受到外来势力的谴责，否则民主永远都无法规避多数暴政。

宽容还是妥协？

还是刚才的话题，如果对抗的双方势均力敌，还是有可能实现一个宽容和妥协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宽容”和“妥协”绝非同一个意思。宽容意味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干涉。可以说宽容是一种自由主义态度，它实现了不同人对自由选择的尊重。而妥协却代表了双方无法相互容忍，只是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意见。如果实现的只是妥协，和稀泥的中庸式结果往往导致了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这样的情况在民主议会中十分常见，由于议会中充斥了不同党派的代表，有时候意见会针锋相对，却又无法分开，最后只好走了一条中庸路线，推出的是一系列不伦不类的政策。这就像驾驶汽车的两个人面对岔路，一个要往左一个要往右，争执不下，民主的结果必然是要么往中间开、要么忽左忽右，最后撞上了，大家谁也别想满意。

群己权界，谁来划定？

我知道很多人会用“群己权界”的概念反驳我的上诉说法，他们指出在今天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公权和私权已经被分开了，言论自由、财产自由这些私权受宪法保护，只有公权力才通过民主来决定。这样的说法等于承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是由宪政（constitutionalism）来保护的，而民主对此并没有什么贡献。还有，宪政民主制同样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公权和私权的界限是如何划分的？一种典型回答是：由民主投票决定。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虽然公权力暂时无法直接侵犯私权，但公权力依然拥有修改公私权界的权利，通过改变这个界限，公权力依靠缩小私权的方法，间接的侵犯私权。从现实来说，即使像美国这样拥有自由传统国家，联邦政府的公权力依然不断向下扩张，诸如美联储对银行业的控制、爱国者法案的通过……使我不得不担忧再过100年后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喜好都会有所差异。而麻烦的问题在于，个人的喜好的函数无法通过某种加总计算而得出一个“集体的喜好函数”，也就是说，不存在“集体偏好”这种东西。最后抛出我的总观点：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拥有控制他人的权力，那么这其中会必然产生强制。除非实现一种制度，能在互不干涉的前提下，让每个人只能拥有控制自己的权力。民主本身对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关键意义上的帮助，它只代表了一个群体在分离成本过高、无法实现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一种被迫相互妥协和牺牲少数人的手段。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诚然自由民主制度无疑比极权制度要好的多，但不等于说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最完美、最终极的制度。关于新制度的构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说明。

1953年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从恐怖统治中走了出来，思想领域的坚冰也随之解冻。赫鲁晓夫上任之后，尽管当局依然紧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喇叭，但已经不再使用高压手段镇压不同的声音，异议人士的观点在民间得到流传。随着反对派的发展和成熟，他们在一致批评政府的同时，也因内部观点的不同而分化。其中以三个主要流派最有代表性。

罗伊·梅德韦杰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罗伊·梅德韦杰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充分肯定列宁的贡献和十月革命的成果，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但梅德韦杰夫认为：列宁以后的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的集体，是“假社会主义的变种”。他批评苏联已经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官僚权贵们掌握了全国人民财产的支配权，却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而防范这种趋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实施政治的民主化。要允许多党制、反对派的存在，保证社会的多元化。一个不允许存在反对派的组织，必将走向衰败。梅德韦杰夫拥护马列主义民族自决的思想，支持充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认为它们有权通过投票的方式，选择留在还是脱离苏联。他反对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认为苏共应该以自身优秀的社会秩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榜样，而不是出兵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模式。

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马列反对派，努力拨开斯大林主义“红色法西斯”的血色迷雾，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最初始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同样拥有民主选举，同样拥有言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能够自由发展，而不是对国家官僚唯命是从。苏联原本应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的人民在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组建的国家联盟，而不应是一个俄罗斯化的极权帝国。个人看来，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反对派依然带有理想主义成分，难道仅仅依靠民主和批评，就能够确保庞大的国有机构领导服从人民的安排，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又如何规避民主决策中存在多数暴政，让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恐怕依然无法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人类历史上还未曾给出一个社会主义范例，社会主义仍处于探索阶段。”

安德烈·萨哈罗夫——宪政自由主义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后来成为苏联重要的人权活动家，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批评苏联官僚主义成风和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同时认为苏联并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它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的经济资源、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被国家和政府全盘垄断。萨哈罗夫认为，改变现状不仅要靠政治上的民主化，还需要司法体制的独立。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言论、信仰、结社的自由。经济上，他支持进一步实施改革，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存在。萨哈罗夫反对核军备竞赛，担忧国内的军国主义倾向，他觉得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和谐发展上，国家之间应该以协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认为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有权按宪政框架下的条款脱离苏联。

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了苏联部分知识阶层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自由、平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私欲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自由派向人们传达，公民自由高于民族，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自由派唯一的不足在于，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有限和极权国家历史传统的影响，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对私有产权的意识相对薄弱，在经济问题上往往持混合的折中态度，这体现了他们对私有化下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不够信任，使他们在某些时候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更为接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斯拉夫民族主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以发表揭露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文学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多次批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批评暴力革命，并呼吁当局取消文艺创作的检查制度。索尔仁尼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让人道德堕落，西方文明必将走向衰败。而解决之道是发扬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从工业文明回到农业社会。他还认为民主不适合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应该恢复村社、家族、东正教传统的道德专制制度上来。主张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向东部移民，以防范俄罗斯在和同中国的战争中瓦解。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迷恋斯拉夫式的保守主义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由，只是因为它压制了本民族曾经的历史传统。他们标榜传统道德，不屑公民的自由选择。反对“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呼吁“俄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沙皇时代，甚至是比沙皇更早的斯拉夫公国时代。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的过去，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他们意欲推倒一个左翼的专制政府，却试图建立一个右翼的专制政府。索尔仁尼琴后来无视叶利钦，偏偏向白军军阀高尔察克的陵墓献花，可见他对旧俄的怀念态度。

对俄罗斯的未来的担忧

苏联解体后，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成了苏联官僚主义的陪葬品，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叶利钦私有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以及俄罗斯长久来仇视西方的情绪，使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也不受待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斯拉夫民族主义全面复活，索尔仁尼琴受到追捧。民族主义和迷信家长专制的态度，使俄罗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无冕沙皇”普京治下俄罗斯民主“向右倒退”，经济改革停滞，公民的自由权利屡遭缩减，而俄罗斯民众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的春药之中，继续以向西方世界挑衅为荣。俄罗斯光头党等新纳粹组织的崛起，则更让人陷入忧虑，1929年的大萧条使刚刚民主化不久德意志民族的激进纳粹势力上台，那2008年百年不遇金融风暴，能否最终导致某些长期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的民族陷入可怕的癫狂？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