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海东青

富士康跳楼的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个了，总之现在用十个手指来数绝对是不够用了。媒体网民汇集而成的主流意见对富士康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20世纪末几乎被全世界所抛弃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此时又亡灵再现，它附身在愤怒的人群之中高呼：富士康就是旧社会的“血汗工厂”、“资本家”正在用敲骨吸髓的方式来“剥削”劳动人民。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糟糕表演足矣证明了自身的荒谬，无需再做批驳。可是工人的贫困、绝望正摆在眼前，难道这真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罪恶？这其中有太多的蹊跷值得我们去具体思考。

有人将富士康称为“血汗工厂”，指责富士康在奴役员工。且不谈真实情况，我们假设它真的是一个魔鬼工厂，作为员工你可以辞职，可以合法的逃离这个“地狱”，换到别的工厂去工作，这个过程没有人有权力阻拦你。至少从这一点来说，员工的确是自由的。当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后，甚至会发现富士康其实难以配得上“血汗工厂”称号，这里包吃包住不说，厂区的福利设施也很完善，厂方按时发工资，绝不拖欠。即使在跳楼门期间，每天依然有大量员工涌向这里，这至少说明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待遇更好更有吸引力，工人们更愿意选择这里来工作。

愤怒的批评者想必会说：每天要加班这么久，工资又这么低，再加上机械化的管理，难道这样待遇也算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相比其他工厂，富士康的确算好的，但我们也可以换种说话的方式：其他工厂的情况比富士康还要糟。也许在那里你会找到真正的“血汗工厂”，也许在那里你会发现自杀率比富士康还要高。如果我们依然把“跳楼门”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不只是富士康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

现在问题变成了：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工资待遇都这么低？有人会本能的把问题指向企业，说企业联合起来压低了工人的工资。这种说法无比荒谬，市场上有这么多家企业，同行又是竞争关系，让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工资？这只有垄断机构才能做到。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全力节约成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成本不能等同与员工的工资。企业要缴纳各类门目的税款，花费大笔的公关费，这笔开销只能从工资上来平衡。比如本来公司愿意给员工5000月薪的，结果为了缴税只能给4000了。更糟糕的还有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这些花样，本来人家企业打算给员工4000的，结果现在又不得不要掏1000来交社保，这样一盘算，企业就只愿意给员工3000了。这3000里面还得扣掉自己交的社保，最后到手的也许就剩2000了。然而这笔名义上属于你个人的“社保”不仅无法随时取出，还面临着被拖欠的风险，最后能不能用的上都是问题。

每月发的工资微薄的可怜，但这还没完。另一方面，工人仅有的一点储蓄还在缩水，通货膨胀让票子逐渐变成了废纸。这边刚刚赚了2000，那边房价涨了1000，而且不光房子在涨，连吃的穿的也跟着涨。可以从物理学的相对运动类推，如果一种商品涨价是自己的问题，大家都涨价那就不是大家的问题了，这只能说明是票子在贬值。是谁在印票子？除了造假钞的和央行，没有别人了吧。这些新印出来的票子都赏给了谁？一边是维持固定汇率，高比例贴给了手里有美元的出口商和外国人，另一边是低利率、宽松的信贷政策，借给了大型企业、银行和各级政府。根本就没有底层工人的份。如果说个人储蓄还能及时转化为投资，用票子买个股票保保值，至于那份被强制封存数十年以上的社保，它几乎注定会在通货膨胀中泡汤了。现在，是谁在压低工资，是谁在变向征税，是谁在“剥削”，该有点眉目了吧。

那些竭力声讨富士康，要求其停业整顿，让政府老大哥去执行城管任务的人，请先回答下面的问题：是谁垄断了教育，让很多人散尽家产、负债累累，却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是谁垄断了银行，滥发货币，压低汇率，制造通货膨胀，让人们的储蓄变薄了？是谁把持了上游经济命脉，使私企艰难发展，使社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是谁在私企头上增加税收和负担，迫使他们压低工资？是谁强制企业和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强迫人们把近一半的工资收入交给他来保管？是谁集中控制工会，让工人丧失了集体议价权？归根结底，谁才是真正的剥削者？

在电影《鲁宾逊和星期五》中，鲁宾逊一个人被困荒岛，按照马列的经济观，他只能“剥削自己”，起初他每天忙于打猎、盖房，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将荒岛建设为私人乐园。后来，鲁宾逊终于找到了一个雇工星期五，过上了“剥削阶级”的清闲生活。然而“被剥削”的星期五却没有越变越穷，正相反，他逐渐积累一笔财富，最后星期五甚至打算买下鲁宾逊的房子。

由于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我不敢断言在没有政府胡乱干涉的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会是什么状态，也许他们一开始也会跟富士康的工作一样很苦很累，也许一些人也会去自杀，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这种苦和累最终会有回报。一个努力、节俭、进取的工人，最终会实现切实的目标，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一样，它能让你看到希望。然而在本世纪的泡沫中的中国社会，年轻工人的努力似乎仅够维持自身的存活，面对微薄的工资和不断攀升的物价，他们只能把更多的希望放在父母身上，如果父母的积蓄被通胀抽光，甚至背上学业贷款，改善生活的前景显然是相当令人绝望的。也许我们可以猜测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未来令他们感到希望渺茫。他们确确实实被剥削了，但剥削者不是富士康，而是另有其人。

1953年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从恐怖统治中走了出来，思想领域的坚冰也随之解冻。赫鲁晓夫上任之后，尽管当局依然紧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喇叭，但已经不再使用高压手段镇压不同的声音，异议人士的观点在民间得到流传。随着反对派的发展和成熟，他们在一致批评政府的同时，也因内部观点的不同而分化。其中以三个主要流派最有代表性。

罗伊·梅德韦杰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罗伊·梅德韦杰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充分肯定列宁的贡献和十月革命的成果，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但梅德韦杰夫认为：列宁以后的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的集体，是“假社会主义的变种”。他批评苏联已经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官僚权贵们掌握了全国人民财产的支配权，却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而防范这种趋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实施政治的民主化。要允许多党制、反对派的存在，保证社会的多元化。一个不允许存在反对派的组织，必将走向衰败。梅德韦杰夫拥护马列主义民族自决的思想，支持充分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认为它们有权通过投票的方式，选择留在还是脱离苏联。他反对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认为苏共应该以自身优秀的社会秩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榜样，而不是出兵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模式。

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马列反对派，努力拨开斯大林主义“红色法西斯”的血色迷雾，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最初始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同样拥有民主选举，同样拥有言论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能够自由发展，而不是对国家官僚唯命是从。苏联原本应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的人民在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组建的国家联盟，而不应是一个俄罗斯化的极权帝国。个人看来，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反对派依然带有理想主义成分，难道仅仅依靠民主和批评，就能够确保庞大的国有机构领导服从人民的安排，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又如何规避民主决策中存在多数暴政，让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恐怕依然无法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人类历史上还未曾给出一个社会主义范例，社会主义仍处于探索阶段。”

安德烈·萨哈罗夫——宪政自由主义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后来成为苏联重要的人权活动家，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批评苏联官僚主义成风和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同时认为苏联并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它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的经济资源、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被国家和政府全盘垄断。萨哈罗夫认为，改变现状不仅要靠政治上的民主化，还需要司法体制的独立。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言论、信仰、结社的自由。经济上，他支持进一步实施改革，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存在。萨哈罗夫反对核军备竞赛，担忧国内的军国主义倾向，他觉得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和谐发展上，国家之间应该以协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认为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有权按宪政框架下的条款脱离苏联。

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了苏联部分知识阶层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自由、平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私欲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自由派向人们传达，公民自由高于民族，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自由派唯一的不足在于，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有限和极权国家历史传统的影响，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对私有产权的意识相对薄弱，在经济问题上往往持混合的折中态度，这体现了他们对私有化下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不够信任，使他们在某些时候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更为接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斯拉夫民族主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以发表揭露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文学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多次批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批评暴力革命，并呼吁当局取消文艺创作的检查制度。索尔仁尼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让人道德堕落，西方文明必将走向衰败。而解决之道是发扬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从工业文明回到农业社会。他还认为民主不适合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应该恢复村社、家族、东正教传统的道德专制制度上来。主张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向东部移民，以防范俄罗斯在和同中国的战争中瓦解。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迷恋斯拉夫式的保守主义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由，只是因为它压制了本民族曾经的历史传统。他们标榜传统道德，不屑公民的自由选择。反对“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呼吁“俄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沙皇时代，甚至是比沙皇更早的斯拉夫公国时代。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的过去，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他们意欲推倒一个左翼的专制政府，却试图建立一个右翼的专制政府。索尔仁尼琴后来无视叶利钦，偏偏向白军军阀高尔察克的陵墓献花，可见他对旧俄的怀念态度。

对俄罗斯的未来的担忧

苏联解体后，梅德韦杰夫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成了苏联官僚主义的陪葬品，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叶利钦私有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以及俄罗斯长久来仇视西方的情绪，使萨哈罗夫的自由主义也不受待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斯拉夫民族主义全面复活，索尔仁尼琴受到追捧。民族主义和迷信家长专制的态度，使俄罗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无冕沙皇”普京治下俄罗斯民主“向右倒退”，经济改革停滞，公民的自由权利屡遭缩减，而俄罗斯民众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的春药之中，继续以向西方世界挑衅为荣。俄罗斯光头党等新纳粹组织的崛起，则更让人陷入忧虑，1929年的大萧条使刚刚民主化不久德意志民族的激进纳粹势力上台，那2008年百年不遇金融风暴，能否最终导致某些长期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的民族陷入可怕的癫狂？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数千年来为不同学者所争论。有两种主要观点代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分别是：价值的固有理论（instrinsic theory of value）以及价值的主观理论（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价值的固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事物的价值是本身具有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个本身具有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神学家认为，事物的价值是由神决定的，神说你值多少你就值多少。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神从来就没有在人类面前抛头露面过。既然神不出来解释一下，我怎么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呢？没办法，价值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定义。重农主义（physiocracy）者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代表价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者则认为贵金属（如黄金、白银等）才能代表价值，其他东西都是扯，如果它们不能换算成土地和贵金属，那么就一文不值。然而在这些思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还属劳动价值理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劳动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创造一个事物所需要的劳动的多少决定的。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包括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然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既然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劳动量”又是如何衡量的？车间里的工人和坐办公室的文员谁一天劳动量更大？这恐怕难以衡量。退一步说，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衡量劳动量的标准方法，根据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只要我拼命的干活，所创造的东西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而且干活越拼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多。如果以此推理，在相同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用手工收割的粮食就比收割机收割的粮食价值要大，因为手工收割比操作收割机要“累”。也就是说“功劳=苦劳”。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被消费者所接受，一模一样都是粮食，凭啥因为你出的力气多就更值钱？于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修正，他说：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这个说法不完善，价值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social necessary）决定的。意思就是劳动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必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剩下不必要的劳动不能产生价值。那么我们继续追问：“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如何决定的？谁来定义我的劳动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恐怕他们还将制造出一系列更复杂概念来继续解释，而且会越解释越令人糊涂。

相反，价值的主观理论则十分简明：价值是主观的，是人的需求决定的，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固有价值”，事物的价值随着人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由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Marginalism）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人所发扬。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黄金和水哪个更有价值？没有人，这样的问题几乎难以回答。不同人的价值是不同的。比如我喜欢萝卜，你喜欢青菜，我愿意用大把的青菜换几根萝卜，而你就不愿意。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平日里钻石比水贵重的多；但在沙漠里，水就要比钻石贵了。

价值的主观理论还进一步提出：不仅价值本身是主观的，而且对价值的测量也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价值无法像物理学里的能量一样被客观量化，既然无法被量化，那价值也是无法相互比较的。尤其在不同的人之间，价值的不可比性体现的更明显。喜欢古典音乐的不比喜欢民间小调的高雅，喜欢国家大事的也不比喜欢家常琐事的人高明，一切只是喜好不同。

主观价值理论是如此的浅显和简约，但对于某些生活在特殊国家的人民来说，反而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可能会质疑：“价值不是由某圣人、某先知、某领袖、某些专家决定的吗？传统价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吗？”在这样国家的官方宣传机构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某某是正确的价值观，某某是错误的价值观，某某是高雅的，某某是低俗的”等论调，而更要命的是，这些官方价值、传统道德，是不允许被反驳和质疑的。如果有人试图挑战官方和传统价值，不仅官方会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异端，而且部分民众如也会积极协助国家主动攻击这个特殊化分子。

在某些极端的国家中，连粮食这种生存必需品的标价也是由官方决定的。以前苏联为例，粮食的价格要由先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专家教授、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英明决策共同制定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官方粮食价值不但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的之中”美国农民的粮价低的多，甚至连苏联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前苏联三次饥荒，饿死的人数要按千万计算。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产生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带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进步的”，你们是 “落后的”；我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我作为精英是要领导和拯救你们的，你们作为民众是要听从我的领导和被我拯救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卢梭等人就特别喜欢标榜进步，拯救民众；中国的儒教思想则更是强调民众是要被“教化”的，是要服从“明君贤相”的。

必须承认，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些专业知识上的确高人一等，在某些方面上能比常人看的更远。但是知识上的优势，能否等于他们有权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比如精英爱吃萝卜，他能否说爱吃青菜的都是落后的，像他一样爱吃萝卜才是进步的？他是否有权没收别人的青菜？某些国家的政府征地时，官员们按照自己评估的价值，单方面开出价格，强迫居民成交，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文化精英们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学生学英语，强迫学文言文，他们宣称这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信誓旦旦的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别人好。

即使假设，自以为是的“精英”们真的是心怀善意，他们也应明白：价值是主观的，你的“好”未必就是人家的“好”，在“帮助”别人之前，首先要征求人家的同意。没有人有权将自己信奉的价值标榜为绝对正确，除非他使用暴力。一个自由世界不需要强制的领导者和拯救者，它需要的只是解放者。